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公安部、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商业部关于经济民警工作几个问题的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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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社区矫正”制度
徐升权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210046）

据2003年7月29日《扬子晚报》报道，广州市司法局日前正在筹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届时将有选择的对部分罪犯进行在社区中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与改造。

　　“社区矫正”是正相对于“监禁矫正”而言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胜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罪行较轻，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经过监管改造，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

　　社区矫正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人性化的刑事理论，有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该制度适应了刑罚由注重过去到注重将来的全球性刑罚发展趋势。实施此项制度是将刑罚的重心由犯罪转移至犯罪人，适用刑罚时注重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的体现，是刑罚制度的优良化发展。社区矫正能够在成功改造犯罪人的同时保证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犯罪人能快速健康地溶入正常社会生活之中。

　　社区矫正制度还能起到良好的法制宣传作用。以真实的犯罪事例教育着社区的每一位成员。通过在社区中地罪犯的教育改造及法制宣传能够促进知法、守法型法治社区的建设。

　　但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需要慎重。要首先实现两个“确保”：第一，要确保社区的正常的生活秩序得以维护，加大社区的安全建设，在选择适用社会矫正制度的对象时按严格的法定标准进行。目前，只有对那些罪刑较轻，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经过监管改造，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方能选用社区矫正制度。

　　第二，要确保教育改造犯罪人这一刑罚目的切实实现。做好这一点，需要有素质优良的管理人员和高尚道德文化标准的社区环境。因此，在选择社区时也要考虑社区人员成份及道德文化水平两大主要因素。要防止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犯罪人因社区生活条件，人际关系等问题而对社会产生更坏的影响，反而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社区矫正的初衷背道而驰。

　　实施社区矫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监禁矫正带来的诸如犯罪人服刑结束后无法适应社会的困难。但社区矫正不可替代监禁纠正。对于某些危害性大的罪犯仍需要进行监禁矫正。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刑罚制度自身的完善，可以将社区矫正发展为监禁矫正与重回社会自由生活之间的过渡阶段。

浅析大陆与澳门不作为犯之比较

李飞


【内容摘要】
　　本文以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为基础和出发点，通过对澳门与大陆的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的现有研究的探讨及相关规定的对比，以求达到两地在相关方面相互借鉴，笔者也通过提出一些制度完善方面的建议与意见，希望鉴此能进一步填补大陆相关方面的法律空白，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
关键字：不作为 义务来源 先行行为
　　一．澳门不作为犯的相关问题
　　（一）不作为
　　在不作为的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远不如对作为认识的久远。“19世纪初期的刑法，系以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为中心，其时所谓犯罪，乃指侵害法益或侵害权利而言，故重于作为犯，所有刑法上之问题，皆与作为犯发生关系而被展开者，原则上并未有作为可构成犯罪之想法……” 所以不作为一般并不被认为是刑法上的作为。
　　现代刑法学中的不作为，“乃指负有‘应为一定之积极的动作义务，且可能为此积极的动作，但未发动为此一定积极的动作之消极的意思态度之情形言；故不作为亦称为消极的行为。” 由此得出不作为有两特点：其一，应为一定之积极的动作义务。在这个问题中就涉及到了关于“应为义务”的来源问题，后面将详细予以讨论。其二，行为人可能为某一种积极的动作，即行为人有为一定行为的实际能力。
在澳门刑法学中，不作为还被区分为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如澳门《刑法典》第237条（检举之不作为）。较之大陆其他地区，澳门刑法对于不作为犯的规定的较为详细这是值得借鉴的一个方面。
　　（二）澳门不作为犯的立法体现
　　《澳门刑法典》于1995年11月14日由澳门政府公布、并于199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是澳门地区第一部本地化法典，在澳门法制史上具有开创性最要意义。该法典总则的第二编“事实”的第九条对不作为犯作了概括规定。
　　第九条：
　　一、如一法定罪状包含一定结果在内，则事实不仅包括可适当产生该结果之作为，亦包括可适当防止该结果发生之不作为，但法律另有意图者，不在此限。
　　二、以不作为实现一结果，仅于不作为者在法律上负有必须亲身防止该结果发生之义务时，方予处罚。
　　三、依据上款规定予以处罚时，得特别减轻刑罚。
　　在本条中有相应问题需要解释：
　　1.“法定罪状”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某种具体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方面的要素，相当于大陆刑法典里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描述。
　　2. “法定罪状包含一定结果”是指某一具体犯罪客观方面必须包含法律规定的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如果没有特定结果的发生，则犯罪既遂不能成立。简而言之，就是该犯罪属于结果犯，以发生特定的结果为犯罪既遂之必要条件。
　　3. “法律另有意图者，不在此限”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不作为犯不局限于结果犯，也可能是危险犯。如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并不一定要发生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等后果，只要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就可以构成犯罪。这时，只要不作为行为产生了这种危险，就是犯罪既遂。另一方面，是指纯正的不作为犯。如遗弃罪就属于只能有不作为来实施的犯罪。
　　（三）不作为犯之义务来源
　　构成不作为犯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应当作出某种行为而没有做，因此，判定不作为犯的关键就是什么情况下“应为”。澳门刑法典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在法律上负有必须亲身防止该结果发生之义务”。这就是说，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作出一定的行为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的标准是看该行为人是否在法律上负有该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义务，行为人就不因此而承担刑事责任。
结合相关法条，澳门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不作为犯之义务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法律的规定。如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2.合约规定或职业守则。如受雇保姆有照看小孩的义务，医生有救治病人的义务。3.行为人的行为所引起的特定危险状况而产生的义务。如交通肇事中造成他人受伤，则肇事者有义务将受伤者送往医院抢救，否则将对其不作为引致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4. 某种独一的状况，即行为人在某些情况下是唯一能控制、防止或排除某种危险的人时，行为人有排除危险的义务，否则行为人将承担刑事责任。如澳门《刑法典》第194条第一款规定：“在严重紧急的情况下，尤其是灾祸、意外、公共灾难或公共危险情况致使他人的生命、身体完整性或自由遭受严重危险是，既不亲身作为亦不促使他人救援从而未有提供排除危险之必需帮助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120日罚金。”
　　二．大陆不作为犯的相关问题
　　（一）不作为
　　大致相同，大陆刑法界对于不作为犯也有一定的认识。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义务，并且能够履行，但拒不履行的行为。 也有学者认为，不作为就是消极地不去实施自己应当实施并且能够实施的行为，简而言之，不作为就是“应为、能为而不为”。不作为的本质就是违反法律的命令性规范。 但是大同小异，在基本精神上基本保持一致。
　　不作为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行为人负有实施特定行为的义务。特定义务的存在，使得作为与不作为行为得以区别。不作为是对刑法命令性规范的违反，其规范内容是赋予行为人实施特定积极的义务。正是由于行为人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才使得不履行这一义务的不作为获得了刑法的消极评价，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义务成为不作为行为中违法性评价的内容和标准。
　　笔者认为，实施特定行为的义务必须是具有法律性质的义务，至于单纯的道义上的、公序良俗上的义务能否成为义务来源仍值得我们深思，就如前面所提及的大学生舍己救人的事件，那些“见死不救 ”者能否因此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显然是值得三思的问题，因为违反道义的不救助行为，同样具有危害性并且能够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甚至引发一定的责任或舆论、道义谴责。因为这将会明显扩大不作为犯的范围抹杀作为义务的限定功能。
　　2．行为人能够履行该义务。法律规范只规定行为人在主观能力上与客观条件上都具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时才去谴责行为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法律不能强求也不应该期待行为人在不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情况下不现实地履行义务。
　　3．行为人没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结果。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必须造成现实的危害结果，或者要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危险犯。
　　4.不作为与作为具有同价值性。有学者认为，不作为行为被评价为犯罪的原因是，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在某种情况下具有了与其作为行为同价值的危害，即具有构成要件上的“同价值性”或者等值性。笔者认为，这种同价值性具体如何衡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所以这种等价值的评价也只能在结合具体的案件时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不能作为一种确定的评价不作为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
　　（二）大陆不作为犯的立法体现
　　我国大陆刑法典里对不作为犯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对不作为犯的研究只能依据在学理上的讨论与研究。而在学理上，我们虽然对不作为犯进行了研究，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研究还属初级阶段。与大陆相比，不作为犯在台湾和澳门现行刑法典总则里都有明文规定，研究港澳台的不作为犯，对我国大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大陆不作为犯之义务来源
　　大陆刑法典不像澳门和台湾刑法典那样，在刑法典总则中对不作为犯作明文规定。在刑法分则中，也只对纯正不作为犯作了规定，如第261条遗弃罪；第128条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第202条抗税罪；所以关于大陆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我们只能从学理界的观点中进行讨论。
大陆学理界对于不作为犯之义务来源持不同观点，有三来源说；四来源说；五来源说等等。我国刑法学的通说认为，作为义务的根据是法律的规定、职务和业务的要求、先行行为、契约等法律行为的要求等四种 ，这是从形式上对不作为犯的作为的义务来源做评价，称为“形式的四分说”。与之对应，也有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作为义务来源实质说的观点。但鉴于我国大陆来源说一般以形式说为重，所以在此就只我国的学说情况予以说明。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不作为所要求的义务并不限于刑法的规定，来源比较广泛，主要有四种情形：
　　1．法律的明文规定。如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宪法和税法规定，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2．行为人职务上或者业务上的要求。如医生抢救病人的义务，消防员有扑救火灾的义务等等。
　　3．法律行为所产生的作为义务。这里指在法律上能够设定权利义务的行为所引起的义务。法律行为主要包括合同行为和事务管理行为。如受雇为护理有病老人，就又承担维护老人健康、安全的义务。
　　4．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即由于行为人事前实施的某种行为使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他就负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排除这种危险的义务。在此，对于先行行为的性质，学界也存在不一致的意见，有人认为是违法行为；有人认为违法行为，合法行为都可以构成；还有人认为此先行行为应该限于合法行为与一般的违法行为，但不能是犯罪行为。笔者认为，对于先行行为是否是违法行为或合法行为并不是关键问题，而应该从行为人行为与义务之间的直接关系入手来分析，如果行为人行为超出了应有的合理的范围而产生了额外的危险结果，那么行为人就有防止这种危险结果发生的义务，而不是去讨论行为人先行行为性质本身。
　　三．两地不作为犯的比较
　　通过以上对澳门刑法与大陆刑法的分别论述，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地的不作为犯加以比较：
　　（一）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上
　　在以上内容中笔者已对两地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各做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两地都承认法律规定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而且对于此处的“法律”都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不仅包括刑事法律，也包括民事法律、行政法等。
　　大陆学界认为，职务上或业务上的要求是不作为犯义务来源之一，而澳门学者将其与职责合称为“合约规定或职业守则”之义务。因此，澳门刑法学界认为，职业守则也是不作为犯义务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