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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4月3日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9年8月26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六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七章 自治县的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第八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云南省管辖区域内回族彝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苗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仁德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
民富裕的自治地方。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充分发挥自治县地处滇东北，靠近昆明、东川、曲靖等城市，交通较为方便，畜牧业、林果业、经济作物、非金属矿藏资源丰富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稳步发展农业，加速发展工业和乡镇企业。开发和建设山区，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使
各族人民尽快脱贫致富。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党的基本路线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发扬各民族的优良传统，自觉改革妨害民族兴旺和人民致富的陈规陋习。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依法惩处各种刑事罪犯和经济罪犯，依法禁止和取缔一切危害人民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预行政、司法、婚姻等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回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所占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并应当有回族或者彝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局长、主任等组成。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回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不少于三分之一。
自治县的县长由回族或者彝族的公民担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应略高于其人口比例。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基层政权建设，加强基层工作。乡镇政权机关的领导成员，应按照本乡镇民族人口状况，配备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精减机构、转变职能、提高办事效率，面向基层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工作。
自治县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努力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接受人民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以权谋私。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分别情况，使用通用的汉语言文字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的院长或者副院长和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应当有回族和彝族的人员，工作人员中应当适当配备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通用的汉语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法律文书使用汉文。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林果业、畜牧业为重点，农业、工业、商业、运输业协调发展的方针。要适应市场需求，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实行分类指导，加强山区的开发和建设。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农业要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保证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种经营，逐步建立烤烟、油菜等经济作物的商品生产基地。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化改革，建立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工作。要发展专业户，促进社会分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逐步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广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复种指数，不断提高各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全面规划，加强管理；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
农村的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责任山、自留山、坟山（地）属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承包地、自留地，未经法定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生产用地。对放弃经营，造成荒芜的土地应收取荒
芜费，必要时可收回调整。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林业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采取特殊措施和优惠办法，多渠道增加林业投资，提高森林覆盖率。
自治县大力发展以云南松和华山松为主的用材林、以板栗、苹果、核桃为主的经济林，大力营造薪炭林、保护和建设水源涵养林。在统一规划下，鼓励和帮助乡（镇）、村、户举办集体、个体林场，联片造林。加强对林木种植、采伐、加工、运销的指导和服务。农村居民在自留山、自
留地、房前屋后和指定地点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产品自主处理，允许继承和转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严格控制森林的年采伐量。坚持限额凭证采伐和凭证流通，采伐单位和个人要在采伐后一年内完成更新造林任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推广以钢代木、以煤代柴，逐步减少林木的消耗量。
对不宜耕种的陡坡地，要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牧。对植被遭到破坏的山箐沟壑，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加强水土保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依法治林，保护国家、集体、个体发展林业的合法权益。加强对自然保护区、风景林、防护林、水源涵养林、行道树的维护管理。保护野生动物、植物资源，按照国家规定，严格保护珍贵稀有的动物和植物，切实搞好封山育林、严防山林火灾，严禁乱砍滥伐和毁
林开荒。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畜牧业，加速生猪、肉牛、细毛羊和家禽的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
要保护现有草山，建设人工草场。要充实各级畜牧兽医院（站），加强技术指导，实行科学养畜，建立健全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加工、畜产品加工和储存、运销的服务体系，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工业生产要大力开发和利用褐煤、磷矿、硅藻土等资源，积极发展煤化工、磷化工、冶炼、建筑、建材、畜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工业。
自治县要充分利用水利资源，扶持乡村发展小水电，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火电。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乡镇企业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发展户办、联户办企业和村办、乡（镇）办，以及乡（镇）、村联办的乡镇企业，并分别情况从资金、信贷、税收和物资等方面给予扶持，从信息、流通、技术上提供服务。
乡镇企业要立足于当地资源，着眼于群众致富。根据市场需要，积极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建筑、建材、采矿、手工业、运输和各种服务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在加强对现有公路的改造和养护的同时，在国家扶持下，实行民工建勤、以工代赈、民办公助，加快乡村公路和山区驿道的建设和管理，大力发展民间运输，促进物资交流。
积极发展邮电事业，加速城乡和边远山区邮电通讯网的建设。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商业实行开放式的、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深化改革，要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发挥主渠道和平衡供求的作用，为发展商品经济服务，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服务。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自治县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享受国家外汇留成的优待，所留外汇由自治机关按国务院的规定安排使用。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城乡建设实行全面规划和统一管理。要逐步将县城建设成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有计划地加强集镇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改善职工、居民和农村的住房条件，对农村住房的建设要合理规划，实行就地改造为主的方针，应当使用原有的宅基地、空闲地、严格控制占用耕地。并在公共设施、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建材生产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在自治县境内的所有企业，要按照国家规定建立防治污染的设施，凡污染环境、危害人民健康的设施，都要作出规划，限期治理，造成损失的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保护自治县的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
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矿产资源和其它自然资源，自治县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并制定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与外地经济实体合作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兴办企业、事业和开发资源，上级国家机关所属的企业、事业在自治县开发资源的时候，必须与发展当地经济文化事业结合起来，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对他们实行监督。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属于自治县的企业，未经自治机关同意，不得改变其隶属关系。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地区要坚持放宽政策、减轻负担、扶持帮助的方针。在制定财政预算时，应增加对贫困乡村经济发展、智力开发的投资，投资增长的比例应高于其他地区投资增长的比例。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地区实行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级负责。要坚持资金、技术、物资、信息、人才、管理的综合输入和配套服务，帮助当地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致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帮助贫困乡村兴办经济实体，对贫困户的就业给予优先安排。在税收、信贷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生产和经营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政策性亏损给予适当补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解决人畜饮水困难。有计划地改善贫困山区交通条件，建立农贸市场，积极帮助集体、个体发展运销业。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自治县的地方财政，自主调整财政预算，自主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预算过程中，如遇重大灾害和重大政策性减收增支，不能自求平衡时，可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补助。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享受国务院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优惠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乡镇一级财政，财政收支管理办法由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费，要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效益。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和挪用；不得抵减正常的经费。民族机动金用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用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财政拨款要有适当的比例，用于教育的财政拨款要逐年增加，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及公用部份逐步增长。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要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并加强周转金的管理，提高各项投资的经济效益。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追究责任。
自治县财政预算的部份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六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自主地决定自治县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
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进行教育改革，调整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分阶段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首先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办好高中。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重视学前教育，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招收童工。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有计划地在青壮年中扫除文盲。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成人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积极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在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办好寄宿制、半寄宿制小学，在有条件的中学设民族班，办好县民族中学，逐步提高民族教育质量。
自治县各级各类学校对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录取条件适当放宽，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要进行适用技术培训。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小学，根据需要可用民族语言辅助教学，并积极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分级管理，多渠道集资办学、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资办学或助学。积极开展勤工俭学，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办好教师进修学校，鼓励教师在职学习，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外出学习和进修，逐步建设一支稳定的、合格的教师队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地把考核合格的民办教师逐步转为公办教师。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尊师重教，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对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教育事业和双语教学有显著成绩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学校的教学环境和正常的教学秩序。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科学技术研究推广机构，重点研究和推广粮食、油菜、烤烟、林果业、畜牧业的先进适用技术。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建立和办好技术培训中心和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班，对基层干部、回乡知识青年、退伍军人和专业户进行适用技术培训。要无偿或者低偿地对贫困地区提供技术服务，做好科技扶贫工作。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加强文化设施的建设，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掘、收集和整理民族文物、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保护名胜古迹，编写地方史志。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制定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坚持预防为主，坚持中西医结合，发展民族传统医药，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发展妇幼、老年保健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医务人员。对特别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给予扶持，鼓励集体办医，允许考核合格的个人行医，取缔巫医和不法游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食品卫生的监督工作，依法加强药品管理，取缔假药和劣药。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逐步改善体育设施，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培养体育人才，开展群众性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认真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出生率，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禁止近亲结婚，提高人口素质。

第七章 自治县的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自治县各民族中培养各级干部、各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并特别注意在少数民族和妇女中培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要优先招收回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其比例应不低于本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人员总额中，自治机关可以确定从农村中招收的比例。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
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主要在本地招收，并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举办民族干部学校和各种培训班，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培训，并有计划地选送干部职工外出学习和进修，不断提高干部职工队伍的素质。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在自治县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给予优惠待遇。对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晋升，对有重大发明创造和特殊贡献的给予重奖。
在自治县工作的外来干部职工，离休、退休后在乡镇落户的优先安排，到县城居住的给予落户。

第八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检查民族政策和民族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共同维护各民族的团结。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照顾居住在自治县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选拔任用他们的干部，积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县内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五十三条 每年12月20日是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自治县各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当受到尊重。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制定必要的实施办法。
本条例的修改应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9年8月26日
司法调解研究

陈军菁


调解是被现代各国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制度，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调解都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调解是中国司法的传统，已有数千多的历史，一直是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渠道，基层司法的调解率多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一、法院调解的概念和原则概述
通说认为调解有诉讼外的调解和诉讼上的调解之分，前者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仲裁程序中的调解等；后者即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那么，法院调解，亦称诉讼上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
法院调解的原则有：1、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就是说必须双方当事人都要自愿的、明确的表示接受调解处理的方式，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2、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院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3、合法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们的一切活动都应该符合法律规定，调解也是法院的审判活动之一，因此它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满足。
二、调解制度的程序价值利益
调解程序价值为参与调解的主体的内在需要所给予的满足与实现，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公正、效率和自由等，其最主要者为公正与效率。二为外在价值，通过程序的运作导致的实体公正,秩序等具体形态。
诉讼调解制度的程序价值利益体现在诉讼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不拘泥于通常的诉讼程序，可以简化流转环节，降低诉讼成本。加上它便利、效率的功能优势，使得案件的审结具有迅速和便利的特点，能够相对低廉和简便地解决纠纷，当事人能以较低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它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能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的对话和非对抗的斡旋缓和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既着眼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现实纠纷，又放眼其未来的合作和和睦相处；它不局限于当事人现有的诉讼请求，可以就请求之外的内容进行调解，当事人能达成一个比诉讼请求更为广泛的调解协议，尤其是在处理农村各类纠纷时更是如此，这是判决所无法比拟的。
诉讼调解还能充分体现了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主、自由的处分。在调解协议达成的过程中，法官不能将自己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当事人，当事人有同意或拒绝这种解决方案的权利。诉讼调解还能弥补法律适用不能的不足，使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交易习惯、地方惯例、行业习惯等解决纠纷，在“法律的阴影下”协商和妥协，并可能实现双赢的结果,体现了自认的效益最大化和自治的价值取向。
三、调解制度的缺陷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做到法无巨细的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更是如此，法律的稳定性所带来的法律滞后性愈发明显，因此用原则来规范和指导司法机关的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原则性的规定毕竟有它抽象和模糊的一面，就具体的司法工作的操作人员来说，会因为个人的业务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偏差出现谬误，这或许是无可避免的。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严重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
（一）现行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
1、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
《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因此在事实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不能结案。笔者认为该原则值得商榷：一是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二是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三是与民事诉讼法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
2、调解适用的范围过宽。
我国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目前除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在内的其他民商事案件都可以以调解方式解决。而无效民事行为中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及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的民事行为，对这类应当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适用调解，既违反法律规定，给人一种法院不依法执法的印象，又使一些当事人有可乘之机，能通过法院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一方或双方的非法目的。同时，法院实质上是放弃了依职权干预，对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协议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的权力。
3、采取调审结合的模式且调解无具体期限的限制。
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是采取调审结合的模式，即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 交互运行，法官可以随时主动地决定进入调解程序，且由同一审判人员兼作调解人和裁决者。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调解至少可以给法官自身带来三个方面的益处：一是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二是调解可以使法官轻易地回避法律事实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等困难的问题；三是调解结束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和再行起诉，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特别是由于我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且大部分地区法院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资待遇、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这就导致主审法官在审判时面临着判决可能产生错判的风险和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法律依据比较含糊或不完备以及当事人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形下，为了规避风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甚至有可能进行威胁或诱惑。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加上法律又缺乏对调解期限的规定，更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当事人也可以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但由于主持调解的法官就是案件的审判者，因此许多当事人本来不同意法官制定的调解方案，但迫于压力，不得不违心地同意调解，这不仅违反了调解的“自愿”原则，且容易导致调解结果有失公正、滋生司法腐败、损害法官和法院公正执法的形象。
4、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签收前可以反悔。
《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据此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并无约束力，调解书在送达给当事人签收前，当事人任何一方无需任何理由均可以反悔。而笔者认为该规定：一是违反了《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而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为妥善解决纠纷，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1)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 意思表示真实；(3) 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对民事调解书以不同意为由拒绝签收，推翻自己的意志的行为与《民法通则》第57条的规定相悖，不应当得到法律上的认可；二是损害了法院的权威。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因此如对当事人的反悔权无任何限制，将严重损害法院的权威；三是无限制的反悔权容易助长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违背了诉讼效益原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费；四是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五是使恶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有机可乘。
（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存在的弊端
1、现行法律规定，特别是刑事部分审判的审限规定无法让被告人实现民事诉讼应有的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了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按此规定被告人也应当享有合理的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平等获得诉讼信息权和其它的诉讼权利，可现行的法律规定只规定应当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状或内容通知被告即可，有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更是没有让被告人获得民事诉讼信息的时间和机会，他们的民事诉讼权利均被剥夺，被刑事诉讼权利所替代。总体说，刑事诉讼中民事部分的审理调解缺乏正当的诉讼程序。
2、刑事庭前调解无法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基础上进行调解。在审判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要被告人有被取保候审的，都会组织双方就民事权利部分进行庭前调解，此时由于没有经过开庭审理，对案件的事实只能凭借对案卷阅读而有所掌握，但就是这样那也比被告人所掌握的民事部分权利的诉讼信息还是要多得多，可想而知此时被告人在案件的认识信息上是无法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方相比的，再加上又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基础上进行调解，主审人的种种意见或暗示对被告人影响又是无所不在，所以被告人的调解意志自愿原则也只形式而已，无法真正实现。
3、现行的调审主体合一的刑事庭前调解使调解人员具有潜在的强制力。我国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时，占绝大多数在刑事开庭前调解成功，但这种调解自愿性已经受到广泛怀疑。由于“调审合一”模式的天然缺陷，已经使得自愿原则很难在纯民事诉讼实践中得到法官的严格遵守。在这种模式下，将她适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那结果只会更加难予让被告人实现调解的自愿原则。法律将法官设计成兼具审判者和调解者双重身份的诉讼主体，我国的法院庭前调解主持主体主要是案件承办审判员和合议庭，由于调解人就是案件主审人，势必会造成调解结果和审判结果的竞合。一方面，他作为调解人，要帮助当事人澄清事实，解释法律、法规，对当事人进行疏导，钝化矛盾，消解分歧，促使当事人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他又是诉讼的指挥者和纠纷的裁判者，他可以认定或否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支持或反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这种身份上的竟合，使调解人具有潜在的强制力。
4、调解在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存在的弊端。一是刑事被告人在减轻刑罚后再逃避赔偿责任。刑事被告人为了能够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减轻刑罚，往往会先与被害人达成调解协议，而等刑事判决后，却逃避赔偿责任，拒绝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作为被害人却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执行之路漫长而又遥远，法院的执行工作强度大，人力少，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得到赔偿。即使法院能够找到被执行人，但由于被告人无执行能力，也最多只能拘留几天。被告人在调解前一再保证会想办法履行调解协议，会想方设法借钱挣钱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誓言，此时变了赖账的信心，反正刑事判决已经生效。二是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大部分以损害被害人利益为前提。由于被告人触犯刑法会判处徒刑，一般情况下都羁押在看守所。与被害人调解的当事人都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新出台的执行规定，又更加严格的明确了执行财物的界线和责任，审判人员一时也无法摸清被告人的财物状况。所以审判人员或者被告人的近亲属在做被害人思想工作时，都以达成调解协议后由被告人亲属赔偿，而且判决后被告人坐牢无法执行，即使被告人释放出来也由于无执行财物而终结执行为理由，让被害人作出让步。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实情况确实如此，被告人不主动履行责任的情况下，作为个人的被告人有百分之八九十无法执行。假如被害人作出让步，被告人积极履行赔偿责任，这也未必不是一种好的方法。问题是如果被告人或者其亲属只是为了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减轻被告人的刑罚，在判决生效后却不履行调解协议，被害人就得不偿失了。
（三）改进调解制度的设想
1、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将诉讼程序划分为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二个阶段，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分而设立。庭前法官负责主持调解，不参与庭审程序，庭审法官则负责案件审理，不参与庭前程序。庭前法官在归纳和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分配举证责任，整理、冻结证据（它包括对证据合法性的初步确认，复印件与原件的核对，确认证人，双方交换证据，对证据进行初步质辩等）之后，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则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在庭审程序中，法庭不再进行调解，而是依法作出判决。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有：一是将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使的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出示证据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帮助当事人重新估价自己一方的立场和主张，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或以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案件都未到达开庭审理阶段，而在庭前准备程序以和解或其他通过谈判交涉的方法得到了解决。三是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法官人数较多，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且调解结案方式仍是我国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案方式，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并将调解置于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以真正实现“精审判”。
2、调解程序应由当事人启动，并规定调解的期限。为使自愿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得以实现，应明确规定在庭前准备程序中，调解程序的启动应以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为前提，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鉴于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可特别规定离婚案件法官可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另外为防止当事人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应规定调解期限，调解期限以10日为宜。通过设立调解期限，防止当事人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以提高诉讼效率。
3、规范法院调解的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法院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与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对调解的方式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原则性的规范，明确规定调解应当公开进行，即从调解开始到达成调解协议都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有效。禁止“背对背”调解，不公开进行调解属程序违法行为，是引起再审程序或检察机关抗诉的一个法定事由。这样有利于杜绝调解人员的暗箱操作，有助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协商达成协议。另外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应处于中立、公正和消极的地位，法官不应发表个人意见让各方当事人接受，而是要居中主持调解。鉴于我国国民法律素质不高的基本国情，如果当事人调解不成时，法官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请求做评价，并帮助他们了解诉讼中潜在的有利点和不利点，以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4、对当事人的反悔权严格加以限制。赋予当事人无限制的反悔权损害了法院的权威、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提出反悔。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为防止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应确认为无效：一是调解程序违法；二是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使得对方当事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三是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四是调解协议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