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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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年）》的通知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年）》的通知
教职成〔2010〕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深入推进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切实提升中等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我部研究制定了《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年）》，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部门、单位）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抓紧部署，推进实施，保证进度，做出实效。
附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年）.doc
http://www.gov.cn/gzdt/att/att/site1/20101228/001e3741a2cc0e83b8c501.doc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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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新世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王某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青民三初字第137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鲁民三终字第41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商业秘密的载体，是指以文字、数据、符号、图形、图像、声音等方式记载商业秘密的纸介质、磁介质和光盘等各类物品。作为商业秘密的承载者和表现形式，商业秘密的载体关系着企业的核心经济利益。因此，企业必须做好商业秘密载体的标识、移交、管理、使用、销毁等工作，保证商业秘密载体的安全。
三、基本案情
2003年6月12日，原告新世纪公司向海尔物流有限公司出具一份介绍被告王某从事海尔运输业务调度工作的介绍信。此后，王某先后在古镇车队、青岛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物流分公司从事调度工作，主要负责海尔物流公司运输计划的调度。
2006年4月3日，新世纪公司与王某签订聘用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自2006年1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甲方（新世纪公司）聘用乙方（王某）从事车辆调度工作，具体负责海尔、海信产品运输计划的派发。乙方在生产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要保证按照甲方要求完成生产任务，遵守甲方制定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保守甲方的商业秘密。
2006年6月5日，王某与新世纪公司办理了交接手续，不再为新世纪公司工作。
2005年、2006年，新世纪公司分别与海尔物流公司各签订了一份货运合同，约定后者委托新世纪公司运输相关货物，并约定了相关的货运线路，价格为“执行双方招标价”。上述两份合同均为海尔物流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
2006年3月29日，新世纪公司与青岛海信营销有限公司、青岛中远物流仓储配送有限公司签订运输合同一份，由新世纪公司在青岛中远物流仓储配送有限公司管理下为青岛海信营销有限公司承运货物。
2006年4月21日，由被告王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被告启航公司经工商核准成立。同年6月7日，启航公司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货运合同一份，约定后者委托启航公司运输相关货物，合同期限为3个月，货运线路为北京。该合同与新世纪公司和海尔物流公司所签订的合同一样，均为海尔物流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2006年5月至9月，启航公司为海尔物流公司进行的运输总量为124车次。
后新世纪公司以王某、启航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中，新世纪公司主张其商业秘密为：其公司设计的流程操作模式、运输计划以及车辆信息。其所主张的车辆信息系指与其具有合作关系的营运车辆，并提交了王某在其公司担任调度时签字的新世纪公司运输工作单十张。新世纪公司承认营运车辆与其不存在隶属、挂靠关系，而是属于事实上的合作关系。
四、法院审理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主张其技术信息、经营信息构成商业秘密，应当首先明确自己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根据新世纪公司主张，其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为其承运海尔公司和海信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以及其掌握的营运车辆信息。
关于新世纪公司主张的“承运海尔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新世纪公司没有提出其为海尔物流公司进行货物运输所制定的运输计划的文本或其他物质载体，其所主张的运输计划实质上应属于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即新世纪公司与海尔物流公司之间特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交易方式。但对此，新世纪公司仅提供了其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合同（均为海尔物流公司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且2006年合同中价格约定为“执行双方招标价”，这说明新世纪公司是通过招投标方式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合同，而海尔物流公司在青岛同行业内应属于被广为知悉的大公司，故该客户名单因缺乏秘密性不能作为商业秘密保护。
关于新世纪公司主张的“承运海信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因其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王某和启航公司从事了海信公司产品的运输，因此，法院对于其所主张的该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不予审理。
最后，关于新世纪公司所主张的“营运车辆信息”，新世纪公司未能证明其在诉状中所称的王某“擅自披露在新世纪公司工作中掌握的海尔、海信产品运输计划的经营信息给启航公司经营使用”的主张；而对于其所主张的“车辆信息”，实质上亦为经营信息中的客户名单。由于新世纪公司所主张的营运车辆与其仅存在事实上的合作关系，且对于该主张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所提供的“运输工作单”仅能说明这些营运车辆曾为其公司从事过运输工作，并不能说明双方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或上述营运车辆只为其一家公司提供运输服务。故在新世纪公司不能证明其与有关营运车辆存在特定、唯一的合作关系的情况下，这些车辆选择为其他物流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属于正常、公开的市场经营行为，故新世纪公司主张的该经营信息因缺乏秘密性，不构成商业秘密。
综上，由于新世纪公司不能证明其主张的经营信息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商业秘密，其要求保护商业秘密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院判决驳回了新世纪公司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新世纪公司不服，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支持其诉讼请求并判令王某和启航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其主要理由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的承运海尔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和营运车辆信息均不具有秘密性，不构成商业秘密是错误的；上诉人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中线路及运费价格属于招投标信息中的标底和标书内容，被上诉人王某利用其掌握的该秘密信息，使启航公司顺利取得了承运权，构成侵权；王某、启航公司未提供从其他渠道合法获取上诉人主张的商业秘密的证据。
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新世纪公司主张其商业秘密除包括一审中主张的承运海尔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和营运车辆信息外，还包括其招投标信息，而标底和标书内容具体是指新世纪公司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中的线路及运费标准。
山东省高院经审理后，对事实的认定与原审法院一致。法院认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当事人主张其技术、经营信息构成商业秘密，须对其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即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及经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进行举证。本案中，上诉人新世纪公司应证明其所主张的承运海尔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招投标信息及营运车辆信息构成商业秘密进行举证。
一、关于“承运海尔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及招投标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问题。由于新世纪公司不能提供其主张的属于商业秘密的信息的具体内容、范围及载体，只提交了其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并明确其主张的招投标信息即指上述合同中的线路及运费价格。但从上述货运合同中“执行双方招标价”的约定及新世纪公司关于合同中的线路及运费价格即是其招投标信息的主张，表明上述合同是新世纪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而通过招投标方式签订的合同是在招投标程序结束后才签订的，合同中的线路和运费价格在开标时对于投标方均是公开的。同时，由于合同文本也为海尔物流公司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故各中标者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合同除线路、运费标准不同外，其他内容均基本相同。因此，新世纪公司主张其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及合同中的线路及运费价格具有秘密性依据不足。此外，就保密措施而言，新世纪公司在与王某签订的聘用协议中约定的保密条款并未明确约定其要求王某保守的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范围，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上述运输合同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因此，新世纪公司关于其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新世纪公司主张的其承运海尔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及招投标信息均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不能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 二、新世纪公司主张其营运车辆信息是指与其有合作关系的营运车辆的相关信息，包括车号、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车辆状况、承载能力、资信情况等，性质上属于客户名单。但新世纪公司即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营运车辆与其存在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也不能证明上述营运车辆信息从公开渠道难以获得，其为收集上述营运车辆信息付出了相应的努力或对价。且新世纪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上述营运车辆信息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故新世纪公司主张的营运车辆信息亦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其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山东省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新世纪公司主张其相关的货物运输计划、客户名单等为其商业秘密，却不能提供其主张的属于商业秘密信息的具体内容、范围及载体的相关证据，最终被法院认定为商业秘密不存在而驳回了诉讼。那么，什么是商业秘密的载体，对于商业秘密的载体，企业又该采取哪些措施予以管理和保护呢？
商业秘密的载体，是指以文字、数据、符号、图形、图像、声音等方式记载商业秘密的纸介质、磁介质（包括计算机硬盘、软盘、U盘、移动硬盘、磁带、录像带等）和光盘等各类物品，也就是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对于商业秘密载体的管理保护措施，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企业的商业秘密管理委员会（或管理层）在完成定密工作，确定了商业秘密的范围、内容、知悉人员等事宜后，必须对商业秘密的载体加以标识，以起到告知、警示的作用。具体标识的符号等信息，因根据对商业秘密的定密工作展开，根据密级的不同在载体上标识不同的信息。
第二，商业秘密管理委员会应根据商业秘密定密的具体情况，按照商业秘密的作用、密级、接触人员的范围等不同标准，将商业秘密载体交给不同的管理人员，如财务室、生产车间、数据库等处，均应安置专门的商业秘密管理人员，由这些人员负责本重点区域内的商业秘密载体的管理、安全工作。在移交载体的过程中，须由相关管理人员填写《商业秘密信息表》、《商业秘密载体移交记录》等表格、文件。
第三，商业秘密载体的移交工作完成后，则具体就由各区域的商业秘密管理人员进行保管。管理人员须将载体存放在安全保密的场所，如设置专门放置商业秘密文件、资料的保险柜等。对于储存有商业秘密文档、数据的计算机，应采取不联网、设开机密码、文档密码等措施加以保密。
第四，商业秘密载体的使用可分为查阅、复制和借阅三种。查阅商业秘密载体的，须在管理员的监督下在商业秘密的保管场所进行，查阅人须填写查阅记录，同时不得进行摘抄、复制；须复制商业秘密载体内容的，应当经商业秘密管理委员会批准，填写复制记录，明确复制的范围、数量，并且须在载体管理员的监督下完成复制工作；须借阅商业秘密载体的，应当经商业秘密管理委员会的许可、批准，在商业秘密管理员的监督下填写借阅记录，调取经许可借阅出的商业秘密载体，并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归还。
查阅、复制或借阅了商业秘密载体的员工，应注意做好保密工作，严禁扩大知密人员的范围。一经发现有泄密行为，企业应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对泄密人员进行处罚。
第五，商业秘密载体管理员应经常对相关载体、设备进行清点、整理和维护。取得新的商业秘密载体的，应及时做好登记、归档工作；收到商业秘密管理委员会予以销毁相关载体的通知的，管理员也应及时进行销毁，销毁方式应彻底、完全，保证相关信息无法再通过工具还原。同时，销毁工作原则上应由两人共同完成，完毕后，应对现场进行清理，并填写销毁记录。
商业秘密载体是商业秘密的承载者，一旦流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对企业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因此，企业必须做好商业秘密载体的管理、保密工作，保证自己核心经济利益的安全。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在现代国家管理中，行政管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行政管理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纠纷也随之增多。与此相对应，行政救济就显得很重要，既防止行政权滥用，又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信访条例等一系列行政救济的法律、法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能够获得基本的救济。然而，由于我国现有行政救济制度还不够完善，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不能获得充分的保障，这和法制政府的构建不相适应。因此，我们要更新行政救济的观念、完善和健全行政救济的制度和机制。
一、完善立法 扩大受案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法院受案范围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其第11、12条分别列举了应当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类型。这一规定较之以往制定的各个单行法，扩大了受案范围。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案件进不了诉讼渠道，公民告状无门的现象。从解决社会纠纷的目的出发，原则上应当让所有的行政争议能够在法院得到最终解决。为了精确界定行政诉讼的范围，避免出现“挂一漏万”现象，在立法技术上，法院受案范围宜采用概括式规定；对于特殊行政行为法院不宜受理的，用列举的方式明确排除。
扩展受案范围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确立“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第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规范程序 确保救济公平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行政救济程序的公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现行法律中的有关行政救济程序缺乏公正性和公开性。例如，我国行政复议法第22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目前这种行政复议以书面审查为原则的方式，虽然方便快捷，但是难以确保裁判的公正性。
在行政复议程序方面，我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建议对行政复议程序进行改革：第一，改变书面审理方式为当事人双方共同参与审理方式。第二，引入听证程序，使当事人对整个行政复议活动进行监督。第三，建立回避制度。明确规定复议人员自行回避和相对人申请回避两种回避的情形。第四，规定律师代理和诉权告知制度。
三、健全体制 保障救济独立
行政救济机关的独立性是实现公正裁判和救济的必要条件及重要保障。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各级法院设立了行政审判庭，同时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了行政复议机构。从行政诉讼救济上看，法院法官在实践中不独立，影响了独立裁判和公正执法。从行政复议救济上看，行政复议机构和人员也缺乏独立性。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主要有所属本级人民政府、上一级主管部门、上一级人民政府和原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四种类型。
行政救济机构缺乏独立性，完善救济体制，保障行政救济机构的独立性，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第二，强化行政复议机构和人员的独立地位。
四、明确标准 加大补偿力度
从行政复议救济上看，我国行政复议法第3条第3项规定，行政复议机构“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拟定行政复议决定”。可见，我国行政复议的审查标准是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与合理性审查。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上看，行政诉讼中排除了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
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我国目前行政复议的审查标准是对行政行为“合法与合理性”审查，但在现行行政诉讼中则排除了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在行政复议或是行政诉讼中都应确立行政合法与合理的全面审查标准，真正做到程序上合法，事实上客观公正。
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国家赔偿及国家补偿制度的完善。我国不能仅仅停留在由于行政违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赔偿层面上的研究，还应更深入地对来自政府合法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指国家赔偿制度的研究。
五、拓宽渠道 发挥救济功效
我国目前的行政救济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方式上，不利于行政救济功能的发挥，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是我国有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最直接的法律规定。
从实证角度来看，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行政救济必须拓宽渠道。第一，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它构成了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法理基础。第二，借鉴国外行政救济制度，设立行政裁判所。从性质和程序上看，行政裁判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裁判所独立办案，不受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干预，裁判所审理案件基本适应司法程序。当事人对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不服，除非法律规定相应裁决为终局裁决，可以允许上诉。
有权利必有救济。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完善行政救济制度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也是构建法治政府的具体措施。行政救济是法律救济的一种，是指国家机关通过解决行政复议、制止和矫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侵权行为，从而使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获得救济的法律制度。
（作者单位：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青民三初字第137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鲁民三终字第41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商业秘密的载体，是指以文字、数据、符号、图形、图像、声音等方式记载商业秘密的纸介质、磁介质和光盘等各类物品。作为商业秘密的承载者和表现形式，商业秘密的载体关系着企业的核心经济利益。因此，企业必须做好商业秘密载体的标识、移交、管理、使用、销毁等工作，保证商业秘密载体的安全。
三、基本案情
2003年6月12日，原告新世纪公司向海尔物流有限公司出具一份介绍被告王某从事海尔运输业务调度工作的介绍信。此后，王某先后在古镇车队、青岛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物流分公司从事调度工作，主要负责海尔物流公司运输计划的调度。
2006年4月3日，新世纪公司与王某签订聘用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自2006年1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甲方（新世纪公司）聘用乙方（王某）从事车辆调度工作，具体负责海尔、海信产品运输计划的派发。乙方在生产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要保证按照甲方要求完成生产任务，遵守甲方制定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保守甲方的商业秘密。
2006年6月5日，王某与新世纪公司办理了交接手续，不再为新世纪公司工作。
2005年、2006年，新世纪公司分别与海尔物流公司各签订了一份货运合同，约定后者委托新世纪公司运输相关货物，并约定了相关的货运线路，价格为“执行双方招标价”。上述两份合同均为海尔物流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
2006年3月29日，新世纪公司与青岛海信营销有限公司、青岛中远物流仓储配送有限公司签订运输合同一份，由新世纪公司在青岛中远物流仓储配送有限公司管理下为青岛海信营销有限公司承运货物。
2006年4月21日，由被告王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被告启航公司经工商核准成立。同年6月7日，启航公司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货运合同一份，约定后者委托启航公司运输相关货物，合同期限为3个月，货运线路为北京。该合同与新世纪公司和海尔物流公司所签订的合同一样，均为海尔物流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2006年5月至9月，启航公司为海尔物流公司进行的运输总量为124车次。
后新世纪公司以王某、启航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中，新世纪公司主张其商业秘密为：其公司设计的流程操作模式、运输计划以及车辆信息。其所主张的车辆信息系指与其具有合作关系的营运车辆，并提交了王某在其公司担任调度时签字的新世纪公司运输工作单十张。新世纪公司承认营运车辆与其不存在隶属、挂靠关系，而是属于事实上的合作关系。
四、法院审理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主张其技术信息、经营信息构成商业秘密，应当首先明确自己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根据新世纪公司主张，其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为其承运海尔公司和海信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以及其掌握的营运车辆信息。
关于新世纪公司主张的“承运海尔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新世纪公司没有提出其为海尔物流公司进行货物运输所制定的运输计划的文本或其他物质载体，其所主张的运输计划实质上应属于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即新世纪公司与海尔物流公司之间特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交易方式。但对此，新世纪公司仅提供了其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合同（均为海尔物流公司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且2006年合同中价格约定为“执行双方招标价”，这说明新世纪公司是通过招投标方式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合同，而海尔物流公司在青岛同行业内应属于被广为知悉的大公司，故该客户名单因缺乏秘密性不能作为商业秘密保护。
关于新世纪公司主张的“承运海信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因其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王某和启航公司从事了海信公司产品的运输，因此，法院对于其所主张的该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不予审理。
最后，关于新世纪公司所主张的“营运车辆信息”，新世纪公司未能证明其在诉状中所称的王某“擅自披露在新世纪公司工作中掌握的海尔、海信产品运输计划的经营信息给启航公司经营使用”的主张；而对于其所主张的“车辆信息”，实质上亦为经营信息中的客户名单。由于新世纪公司所主张的营运车辆与其仅存在事实上的合作关系，且对于该主张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所提供的“运输工作单”仅能说明这些营运车辆曾为其公司从事过运输工作，并不能说明双方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或上述营运车辆只为其一家公司提供运输服务。故在新世纪公司不能证明其与有关营运车辆存在特定、唯一的合作关系的情况下，这些车辆选择为其他物流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属于正常、公开的市场经营行为，故新世纪公司主张的该经营信息因缺乏秘密性，不构成商业秘密。
综上，由于新世纪公司不能证明其主张的经营信息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商业秘密，其要求保护商业秘密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院判决驳回了新世纪公司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新世纪公司不服，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支持其诉讼请求并判令王某和启航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其主要理由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的承运海尔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和营运车辆信息均不具有秘密性，不构成商业秘密是错误的；上诉人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中线路及运费价格属于招投标信息中的标底和标书内容，被上诉人王某利用其掌握的该秘密信息，使启航公司顺利取得了承运权，构成侵权；王某、启航公司未提供从其他渠道合法获取上诉人主张的商业秘密的证据。
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新世纪公司主张其商业秘密除包括一审中主张的承运海尔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和营运车辆信息外，还包括其招投标信息，而标底和标书内容具体是指新世纪公司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中的线路及运费标准。
山东省高院经审理后，对事实的认定与原审法院一致。法院认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当事人主张其技术、经营信息构成商业秘密，须对其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即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及经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进行举证。本案中，上诉人新世纪公司应证明其所主张的承运海尔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招投标信息及营运车辆信息构成商业秘密进行举证。
一、关于“承运海尔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及招投标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问题。由于新世纪公司不能提供其主张的属于商业秘密的信息的具体内容、范围及载体，只提交了其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并明确其主张的招投标信息即指上述合同中的线路及运费价格。但从上述货运合同中“执行双方招标价”的约定及新世纪公司关于合同中的线路及运费价格即是其招投标信息的主张，表明上述合同是新世纪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而通过招投标方式签订的合同是在招投标程序结束后才签订的，合同中的线路和运费价格在开标时对于投标方均是公开的。同时，由于合同文本也为海尔物流公司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故各中标者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合同除线路、运费标准不同外，其他内容均基本相同。因此，新世纪公司主张其与海尔物流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及合同中的线路及运费价格具有秘密性依据不足。此外，就保密措施而言，新世纪公司在与王某签订的聘用协议中约定的保密条款并未明确约定其要求王某保守的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范围，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上述运输合同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因此，新世纪公司关于其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新世纪公司主张的其承运海尔公司产品的运输计划及招投标信息均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不能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 二、新世纪公司主张其营运车辆信息是指与其有合作关系的营运车辆的相关信息，包括车号、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车辆状况、承载能力、资信情况等，性质上属于客户名单。但新世纪公司即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营运车辆与其存在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也不能证明上述营运车辆信息从公开渠道难以获得，其为收集上述营运车辆信息付出了相应的努力或对价。且新世纪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上述营运车辆信息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故新世纪公司主张的营运车辆信息亦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其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山东省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新世纪公司主张其相关的货物运输计划、客户名单等为其商业秘密，却不能提供其主张的属于商业秘密信息的具体内容、范围及载体的相关证据，最终被法院认定为商业秘密不存在而驳回了诉讼。那么，什么是商业秘密的载体，对于商业秘密的载体，企业又该采取哪些措施予以管理和保护呢？
商业秘密的载体，是指以文字、数据、符号、图形、图像、声音等方式记载商业秘密的纸介质、磁介质（包括计算机硬盘、软盘、U盘、移动硬盘、磁带、录像带等）和光盘等各类物品，也就是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对于商业秘密载体的管理保护措施，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企业的商业秘密管理委员会（或管理层）在完成定密工作，确定了商业秘密的范围、内容、知悉人员等事宜后，必须对商业秘密的载体加以标识，以起到告知、警示的作用。具体标识的符号等信息，因根据对商业秘密的定密工作展开，根据密级的不同在载体上标识不同的信息。
第二，商业秘密管理委员会应根据商业秘密定密的具体情况，按照商业秘密的作用、密级、接触人员的范围等不同标准，将商业秘密载体交给不同的管理人员，如财务室、生产车间、数据库等处，均应安置专门的商业秘密管理人员，由这些人员负责本重点区域内的商业秘密载体的管理、安全工作。在移交载体的过程中，须由相关管理人员填写《商业秘密信息表》、《商业秘密载体移交记录》等表格、文件。
第三，商业秘密载体的移交工作完成后，则具体就由各区域的商业秘密管理人员进行保管。管理人员须将载体存放在安全保密的场所，如设置专门放置商业秘密文件、资料的保险柜等。对于储存有商业秘密文档、数据的计算机，应采取不联网、设开机密码、文档密码等措施加以保密。
第四，商业秘密载体的使用可分为查阅、复制和借阅三种。查阅商业秘密载体的，须在管理员的监督下在商业秘密的保管场所进行，查阅人须填写查阅记录，同时不得进行摘抄、复制；须复制商业秘密载体内容的，应当经商业秘密管理委员会批准，填写复制记录，明确复制的范围、数量，并且须在载体管理员的监督下完成复制工作；须借阅商业秘密载体的，应当经商业秘密管理委员会的许可、批准，在商业秘密管理员的监督下填写借阅记录，调取经许可借阅出的商业秘密载体，并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归还。
查阅、复制或借阅了商业秘密载体的员工，应注意做好保密工作，严禁扩大知密人员的范围。一经发现有泄密行为，企业应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对泄密人员进行处罚。
第五，商业秘密载体管理员应经常对相关载体、设备进行清点、整理和维护。取得新的商业秘密载体的，应及时做好登记、归档工作；收到商业秘密管理委员会予以销毁相关载体的通知的，管理员也应及时进行销毁，销毁方式应彻底、完全，保证相关信息无法再通过工具还原。同时，销毁工作原则上应由两人共同完成，完毕后，应对现场进行清理，并填写销毁记录。
商业秘密载体是商业秘密的承载者，一旦流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对企业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因此，企业必须做好商业秘密载体的管理、保密工作，保证自己核心经济利益的安全。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在现代国家管理中，行政管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行政管理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纠纷也随之增多。与此相对应，行政救济就显得很重要，既防止行政权滥用，又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信访条例等一系列行政救济的法律、法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能够获得基本的救济。然而，由于我国现有行政救济制度还不够完善，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不能获得充分的保障，这和法制政府的构建不相适应。因此，我们要更新行政救济的观念、完善和健全行政救济的制度和机制。
一、完善立法 扩大受案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法院受案范围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其第11、12条分别列举了应当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类型。这一规定较之以往制定的各个单行法，扩大了受案范围。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案件进不了诉讼渠道，公民告状无门的现象。从解决社会纠纷的目的出发，原则上应当让所有的行政争议能够在法院得到最终解决。为了精确界定行政诉讼的范围，避免出现“挂一漏万”现象，在立法技术上，法院受案范围宜采用概括式规定；对于特殊行政行为法院不宜受理的，用列举的方式明确排除。
扩展受案范围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确立“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第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规范程序 确保救济公平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行政救济程序的公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现行法律中的有关行政救济程序缺乏公正性和公开性。例如，我国行政复议法第22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目前这种行政复议以书面审查为原则的方式，虽然方便快捷，但是难以确保裁判的公正性。
在行政复议程序方面，我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建议对行政复议程序进行改革：第一，改变书面审理方式为当事人双方共同参与审理方式。第二，引入听证程序，使当事人对整个行政复议活动进行监督。第三，建立回避制度。明确规定复议人员自行回避和相对人申请回避两种回避的情形。第四，规定律师代理和诉权告知制度。
三、健全体制 保障救济独立
行政救济机关的独立性是实现公正裁判和救济的必要条件及重要保障。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各级法院设立了行政审判庭，同时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了行政复议机构。从行政诉讼救济上看，法院法官在实践中不独立，影响了独立裁判和公正执法。从行政复议救济上看，行政复议机构和人员也缺乏独立性。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主要有所属本级人民政府、上一级主管部门、上一级人民政府和原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四种类型。
行政救济机构缺乏独立性，完善救济体制，保障行政救济机构的独立性，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第二，强化行政复议机构和人员的独立地位。
四、明确标准 加大补偿力度
从行政复议救济上看，我国行政复议法第3条第3项规定，行政复议机构“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拟定行政复议决定”。可见，我国行政复议的审查标准是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与合理性审查。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上看，行政诉讼中排除了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
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我国目前行政复议的审查标准是对行政行为“合法与合理性”审查，但在现行行政诉讼中则排除了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在行政复议或是行政诉讼中都应确立行政合法与合理的全面审查标准，真正做到程序上合法，事实上客观公正。
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国家赔偿及国家补偿制度的完善。我国不能仅仅停留在由于行政违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赔偿层面上的研究，还应更深入地对来自政府合法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指国家赔偿制度的研究。
五、拓宽渠道 发挥救济功效
我国目前的行政救济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方式上，不利于行政救济功能的发挥，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是我国有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最直接的法律规定。
从实证角度来看，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行政救济必须拓宽渠道。第一，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它构成了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法理基础。第二，借鉴国外行政救济制度，设立行政裁判所。从性质和程序上看，行政裁判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裁判所独立办案，不受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干预，裁判所审理案件基本适应司法程序。当事人对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不服，除非法律规定相应裁决为终局裁决，可以允许上诉。
有权利必有救济。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完善行政救济制度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也是构建法治政府的具体措施。行政救济是法律救济的一种，是指国家机关通过解决行政复议、制止和矫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侵权行为，从而使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获得救济的法律制度。
（作者单位：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