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内强奸的刑法分析
崔怀义
摘要：本文针对法学界争议较大的婚内强奸是否构成强奸罪这个问题，结合具体案例，从刑法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强行对妻子实施性行为构成强奸罪。
关键词:婚内强奸 强奸罪 自然权利 强迫性行为
一、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强奸这一严重的刑事行为一旦被揭露,强奸犯往往会受到指责和法律的制裁,但与此同时,大多数人都忽略了婚内强奸行为。目前,婚内强奸行为出现率正快速攀升。在香港,调查发现九成三受虐待妇女均曾遭受丈夫性虐待,其中包括威逼性交及模仿色情影带进行性行为,部份妇女已经忍受丈夫此种暴力对待达20年之久。[1]在婚内强奸已经犯罪化的美国,婚内强奸依然是数百万妇女面临的严重问题,研究人员估计大约有10%～14%的妇女婚内被奸[2]。就我国大陆而言,1989年～1999年大规模进行的“性文明”调查表明:在夫妻性生活过程中,丈夫强迫妻子过性生活的占调查总数的2.8%,受害妇女绝对人数有几百万之多。[3]就地区而言,1990年上海卢湾区对1800名已婚妇女的调查表明:在夫妻间的性行为中,有8.5%是在妻子不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4]。北京的一份调查发现,43.3%被丈夫殴打的妇女紧接着遭到性暴力的摧残[5]
婚内强奸，按照理论上的阐释，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倒退十年，这类事情闻所未闻，而这几年，上海、安徽、四川、河南等地却先后发生了丈夫强迫妻子与其进行性行为的案件，并且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亦多有分歧。婚内存在不存在强奸，“婚内强迫性行为”算不算犯罪，这一在法学界、司法界一直争议很大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凸现在人们面前，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争论。
二、案件事实与截然相反的判决
堪称婚内强奸案“始作俑者”的当属王卫明。被告人王卫明与被害人钱某于1993年结婚，婚后王卫明逐渐暴露本性，故夫妻之间逐渐产生矛盾，矛盾越来越大，争吵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感情破裂，于1997年10月8日，上海市青浦县人民法院应王卫明离婚之诉判决准予离婚，但判决书尚未送达当事人。就在这期间，被告人至钱某处拿东西，见钱某在收拾东西，便提出性交的要求，钱某不允，王卫明便使用暴力强行与钱某性交，且致使钱某的胸部，腹部等多处地方被咬伤，抓伤等。上海青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卫明主动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解除与钱某的婚姻关系，法院一审判决准予离婚后，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两人均已不具备正常的夫妻关系，在此情况下，被告人王卫明违背妇女意志，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钱某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卫明的犯罪罪名成立。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１日，青浦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1款、第72条第1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王卫明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３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卫明服判，未上诉。这是新刑法实施以来上海判决的首例婚内强奸案。[6]
与该案结果差不多的另一案件发生在素有“花鼓之乡”之称的安徽凤阳。1999年1月，安徽凤阳县李某（男）与年仅19岁的吉某在未进行婚姻登记的情况下，按当地习俗进行了婚礼。但婚礼后的吉某因李某性情粗暴等原因，拒绝与李同房，李某便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吉某发生了性关系。2000年初，在吉某持续不断地控告下，李某被凤阳县公安局逮捕归案。6月6日李某被安徽凤阳县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正当人们对上述两案的案情及其判决结果细细“品味”、慢慢琢磨之际，远在内陆的四川又发生了一起婚内强奸案。2000年的3月 23日，四川省南汇县法院对一起类似上海青浦的 "婚内强奸"案作出了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不成立的一审判决。[7]
这几个典型案例，不仅社会反响强烈，媒体关注有加，而且其中蕴涵的复杂的法律问题，也让司法机关颇费脑筋。案情基本一样，但判决结果迥然有异，实际上从一个层面折射出法院在认定婚内强奸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同样是“婚内强奸”，相似的案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判决呢？
三、未置可否的法律
翻开国外的法律，不少国家对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有明确的规定，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明确规定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犯罪的主体。他们认为，婚姻关系是一种基于双方合意的民事契约关系，婚姻关系的建立对夫妻而言都意味着一种承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都有与另一方同居的义务，性生活无疑应是夫妻共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合法婚姻关系基础上的婚内性生活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都对婚内性关系采取保护态度，把非婚姻关系作为强奸罪成立的前提条件。例如《德国刑法典》第117条规定：“以强暴或对身体、生命之立即危险，胁迫妇女与自己或第三人为婚姻外之性交行为者，处两年以上自由刑。”泰国刑法第276条明文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配偶以外之妇女”；奥地利刑法第201条规定强奸行为是“婚外之性交”；美国伊利诺州刑法典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不是妻子的妇女”。二是明确规定婚内同样可以构成强奸罪。例如《印度刑法典》规定：“当妻子是15岁以下的幼女时，丈夫强迫其性交可成立本罪。”美国《新泽西州刑法》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年老或者性无能或者同被害人有婚姻关系而被推定为不能犯强奸罪。”值得指出的是，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罪的主体，这在世界刑法立法史上并不多见，但是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类似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立法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继美国新泽西州之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特拉华、内布拉斯和俄勒冈等州，在立法上都作了类似的规定。1992年，英国上议院也在第599号上诉案中指出，丈夫可以对妻子犯强奸罪。
反观我国，人们对“性”一向讳莫如深，“婚内强奸”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我国法律目前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在今年上半年轰轰烈烈的《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包二奶”、离婚过错赔偿、家庭暴力、夫妻财产制、离婚条件等社会反响比较强烈的问题均在条文中给出了说法，但同样为公众所关注的婚内强奸问题却未有涉及。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从犯罪构成来说，强奸罪的主体只能限于男子。那么，丈夫能否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刑法条文是个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司法解释中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很显然，法律对此未置可否是导致司法机关处理这类案件时陷于两难境地的内在原因，不同地方的法院作出迥异判决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四、婚内强奸的法律性质和法律适用
对于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本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违背妻子意志的手段奸淫妻子，丈夫是否构成强奸罪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争议较大，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 全盘否定说。除了教唆，帮助他人强奸妻子，以及误认妻子是其他妇女而强行奸淫的，丈夫构成强奸罪的以外，丈夫强奸妻子的不构成强奸罪。丈夫基于合法婚姻存在这一前提性事实而不能成为强奸犯罪的主体。[8]因为配偶间的自愿性生活已作为婚姻契约中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而受到法律认可，只要婚姻契约不解除，性生活的合法性就不容置疑。丈夫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其在行使自己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作为妻子有义务应丈夫的要求与其进行性行为。因而，丈夫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采用的手段不当，但不能因此而定其为强奸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性行为是“违背”妻子意志的，但却不属非法。在我国，从习惯到法律，都没有认定丈夫强迫妻子与其性交构成强奸罪。全盘否定说可以说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甚至向来以自己“代表妇女权益”自称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也认为：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性交，不属于犯罪，只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不妥当行为”。
（二）、全盘肯定说。丈夫强奸妻子的构成强奸罪。其理由是“强奸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即可。丈夫自然也是如此。性的不可侵犯的的权利是妇女人身权利的重要内容,婚姻法基本原则之一的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明确指出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人不得侵犯。如果丈夫违背妻子意志,采取强制手段侵犯妻子的性权利,就应该以强奸罪论处。”[9]
（三）、折衷说。任何极端化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我们既不能置夫妻间婚姻关系于不顾，认为既然我国刑法未把丈夫和妻子排除在强奸罪的行为人，被害人之外，那么丈夫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违背了妻子意志而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就构成强奸罪；也不能过分强调夫妻关系却又把夫妻关系等同于性关系，甚至等同于一般的债权关系，遂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丈夫违背了妻子意志而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均不构成犯罪。折衷说的结论为：一般情况下丈夫奸淫妻子不构成，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构成强奸罪：1、男女双方虽以登记结婚，但并无感情，并且尚未同居，也未曾发生性关系，而女方坚持要求离婚，男方进行强奸的。2、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且长期分居，丈夫进行强奸的 。
对否定说、折衷说的一点看法 （一）、支持全盘否定说的人主要认为：夫妻之间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婚姻法》规定，合法的婚姻产生夫妻之间特定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同居和性生活是夫妻之间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基本内容。夫妻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法律承诺，而且这种肯定性承诺如同夫妻关系的确立一样，只要有一次概括性表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终有效，非经合法程序不会自动消失。因此，在结婚后，不论是合意同居，还是强行同居，甚至是丈夫不顾妻子反对，采用暴力与妻子强行发生性关系，均谈不上对妻子性权利的侵犯，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违背妇女意志的强奸行为。而且，婚内性关系兼具合法性、合理性、复杂性、隐蔽性、持续性等特点。认定婚外强奸，取证相对容易，如物证（精斑）、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而认定婚内强奸，取证的可行性及客观性有待解决，不仅司法操作上难度很大，而且直接危及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总结起来就是1、如果婚内强奸构成犯罪，就会破坏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2、承认婚内强奸是犯罪就可能使妻子随时以此来要挟丈夫，诬告丈夫。另外，婚内强奸取证也比较困难。笔者认为，这些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当一个妻子站出来指控自己的丈夫强奸她时，那就说明她们的感情已经破裂，这个婚姻还有稳定性可言吗？家庭是社会的一个个小分子，如果对婚内强奸置若罔闻的话，则会使越来越多的妻子受到伤害，从量变到质变，社会能稳定吗？个别公正的失衡会导致整体秩序的紊乱。另外，法律上任何一个罪名的设立都有可能被人诬告和陷害，但这并不能成为法律上取消某个罪名的理由。至于取证难易是司法实践中的技术问题，更不能作为婚内强奸不构成犯罪的借口。但全盘否定说存在着以下几处不妥：
首先，在婚内强奸发生后，为什么有那么多国人偏袒实施性攻击的丈夫，而不同情遭受性蹂躏的妻子呢？这主要是受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因为人类很长一段历史可以说是男性对女性性奴役的历史。在性关系上，妻子根本无性权利，性自由可言，是法定的性奴隶与生育传宗接代的工具，即使遭受丈夫的强暴，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在古代 ，妻子根本没有任何控告丈夫的权利，妻子即使控告属实，也要判罪，作为对“干名犯义”者的儆戒。这从语义的角度来看更能说明问题。椐《辞海》“奸”除了有“犯” 的意思外，“奸”的第二义项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夫妻性关系当然在“不正当”之外，“奸”的本质特征为夫妻以外的男女关系，“奸”本身即将丈夫排除在外，所以，丈夫不容怀疑地享有性霸权。但是，这是什么年代了，是二十一世纪的新纪元，中国也已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等，国人的经济观念在改变，但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却滞留不前呢？这只会导致法律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滞后，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反作用，拖了发展的后腿。
其次，根据《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既然这样，那么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则性权利就不能为丈夫单方所享有，而妻子也不能仅承担性义务。妻子不仅有过性生活的权利，也有拒绝过性生活的权利。性生活应当是夫妻之间自然默契的灵与肉的交流。认可丈夫有性侵犯的权利，否认妻子有性拒绝的权利 ，是对夫妻平等的极端藐视，也是严重违反性生活应当自愿，互娱这一社会主义性道德的基本要求的，更是对权利、义务对等性的曲解。以丈夫的性权利来抵消妻子的性权利（而使妻子只承担性义务）是极端错误的。
再次，妻子首先是人！然后才是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根本就是不尊重妻子的人格，侵犯妻子的人格权，骨子里是把妻子当成性机器。男女双方结为夫妻，并不意味着丈夫可以任意支配妻子的人格和意志，双方自愿是夫妻进行性生活的前提，这也是已婚妇女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的起码要求。
最后，无论是在婚内还是婚外，妇女都有性的自主权。婚姻仅仅是男女生活的法定结合，故即使是丈夫也不能侵犯妻子的性自主权，婚姻仅仅使得性行为披上一件形式合法的外衣而已，性行为必须具备性交合意这一实质要件，才是真正合法的。否则，结婚就变成了卖身，而结婚证就变成了卖身契！妻子可能连妓女都不如，因为妓女在上床前都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二）、折衷说认为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期间,丈夫进行强奸的才能构成强奸罪.那就意味着处于正常时期的夫妻关系发生婚内强奸,妻子将得不到公正的判决,也得不到安全的保护.这比婚外强奸更可怕,因为婚外强奸中被害人可以得到有利的保护,犯罪人也能绳之于法.然而,在婚内强奸中,妻子却无处申诉,将可能反复遭受丈夫的性摧残.
五、对婚内强奸的正确界定
凉山彝族自治州家畜家禽卫生防疫条例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凉山彝族自治州家畜家禽卫生防疫条例
（1995年5月2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1995年8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扑灭家畜家禽（以下简称畜禽）疫病，保护畜牧业生产和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国务院《家畜家禽防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家畜为猪、牛、羊、马、骡、驴、鹿、犬、猫、兔，家禽为鸡、鸭、鹅、鹌、鸽。
本条例所称畜禽产品为未经加工熟制的畜禽肉、脂、脏器、血、头、蹄、乳、种蛋、皮、毛绒、骨、角及其产品的精液、胚胎。
本条例所称疫病为畜禽传染病、寄生虫病。
第三条 畜禽卫生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计划免疫和统一监督管理制度。
第四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部门主管辖区内畜禽防疫检疫及畜禽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卫生、工商、公安、交通运输、医药、商业、食品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积极配合做好畜禽卫生防疫工作。
第五条 自治州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制定并公布畜禽的防疫、检疫对象、方法和标准。
自治州、县（市）畜牧兽医行政部门所属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以下统称畜禽防检机构）负责辖区内畜禽防疫、检疫，畜禽疫病的诊断和疫情的扑灭工作，负责组织进行畜禽卫生科普活动、技术指导、技术推广，总结推广畜禽卫生工作先进经验。
乡（镇）畜牧兽医站负责本乡（镇）畜禽的防疫、产地检疫，受委托负责畜禽产品的卫生防疫工作。
第六条 自治州、县（市）畜牧兽医行政部门所属畜禽卫生监督机构行使畜禽卫生监督管理职权，负责畜禽卫生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执行、监督、管理。
第七条 凡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从事畜禽饲养和畜禽、畜禽产品的生产、收购、屠宰、加工、储运、经营单位和个人及其畜禽生产、经营、管理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畜禽疫病的预防
第八条 畜禽疫病计划免疫实行统筹统防。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负责畜禽计划免疫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畜禽计划免疫的统筹工作，各级畜禽防检机构负责辖区内计划免疫的实施。
第九条 自治州、县（市）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制定畜禽病防疫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对辖区内执行情况实行检查。
第十条 自治州实行统一疫情监测管理制度。自治州、县（市）畜禽防检机构负责辖区畜禽疫情的监测和管理工作。
畜禽饲养、购销、屠宰、贮运等以及畜禽产品生产、加工、购销、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按规定做好畜禽疫情的报告工作。
第十一条 畜禽免疫（菌）苗由县级以上畜禽防检机构统一组织供应，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其经营活动。
对需要强制免疫接种的防疫对象，实行免疫证明和免疫标记管理制度。严禁制作假防疫、检疫标记。
第十二条 凡从自治州外引进种用畜禽、精液、种蛋，须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畜禽防检机构提出引种报告，经批准后方可引种，引进种用畜禽到达目的的地应按规定进行隔离饲养。引种人在七日内须持有关疫病检疫检验证明向所地在县级在上畜禽防检机构备案，并接受复查，确认无规定疫病后方可投入生产。
第十三条 饲养、加工、经营畜禽、畜禽产品的单位或个人必须符合下列畜禽防疫要求：
（一）家禽孵化场的种蛋必须来自非疫区并具有检疫证明。种蛋、卵化器具及装载容器、车辆使用前后应进行消毒。病雏、死胚、蛋壳、变质种蛋及污物必须在场内作无害化处理。
（二）种畜（禽）场、畜禽饲养场须具有经营培训合格的畜禽卫生技术人员，有相应建场的畜禽卫生设施和制度。畜禽饲养场的建设、布局须符合相应的畜禽卫生规定，其生产的畜禽、畜禽产品出场前应向所在地畜禽防检机构或其委托单位报检。
（三）单位或个人饲养的种用畜禽、奶畜必须接受当地县级以上畜禽防检机构的疫情监测。
（四）畜禽交易市场（点）、活畜仓库（包括中转点）畜禽屠宰、加工场（厂、点）的场址、布局、建筑必须符合防疫要求，有粪便、污物处理设施，有消毒设施和制度，并经县级以上畜禽卫生监督机构审批、验收合格。
（五）收购皮、毛、骨、角、血或以其为原料进行初级加工的，其场址选择、布局、建筑应符合畜禽防疫要求。收购或加工的原料应具有有效的检疫证明或消毒证明，并有固定的原料储存场地。
（六）购销、加工的畜禽、畜禽产品必须具有有效检疫证明。屠宰场应有隔离圈和处理病死畜禽及粪便、污水、污物的设施，屠宰场地的畜禽卫生和屠宰人员的个人卫生必须符合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禁止经营、运输下列畜禽、畜禽产品：
（一）封锁疫区内的；
（二）未经检疫检验或检疫检验不合格的；
（三）检疫证明不符合规定的；
（四）染病、有害的；
（五）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
（六）其它不符合畜禽卫生规定的。
第十五条 家畜进入流通环节前，畜主应向所在地乡（镇）畜牧兽医站或畜禽防检机构的委托单位报检，经检验合格并取得产地检疫证明后，方可出售或在县（市）境内流地。
畜禽防检机构（单位）有条件到饲养户（或饲养单位）检疫的，应到饲养户（或饲养单位）检疫；条件不具备的，由县级畜禽防检机构指定点检疫。
运出县（市）境的畜禽，畜（货）主在启运前应持产地检疫证明向当地县级畜禽防检机构或其委托单位报检，办理畜禽运输检疫、消毒证明。在运输过程中，还应遵守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 屠宰经营性的畜禽必须在畜牧兽医行政部门批准的屠宰场（点）进行，并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进行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合格产品由法定检疫单位出具统一的畜禽产品检疫检验证明，胴体应加盖规定的验证标志方可上市或进入运输环节。
经县级以上畜禽卫生监督机构审验，符合防检要求的屠宰厂、肉类联合加工厂，其自主屠宰加工的畜禽产品的检疫检验工作由厂方负责，检疫检验报表按月抄送同级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并接受同级畜禽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
其它畜禽屠宰、加工场（厂、点）屠宰、加工的畜禽、畜禽产品由当地畜禽防检机构或其委托单位实施检疫检验。
皮张须进行炭沉检验。皮革厂、皮张经营单位和个人收购皮张，应及时、主动向畜禽防检机构报检。
畜禽、畜禽产品的检疫、检验执行国家规定收费标准。
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畜禽、畜禽产品由兽医卫生检疫员监督货主进行无害化处理，其费用由货主承担。
第十七条 运输单位和个人赁法定统一的有效检疫检验证明承运与证明填写的名称、数量相符合的畜禽、畜禽产品。
畜禽、畜禽产品运载工具（包括外包装、容器、车船、飞机），其货主在装货前卸货后须按受畜禽防检机构或指定单位的消毒并取得消毒证明。消毒费用由货主承担。
第十八条 进入集市交易畜禽、畜禽产品，必须接受畜禽卫生监督、检疫人员的监督检查。发现未经验疫的畜禽、畜禽产品实施补检，对验证检查证物不符合的畜禽、畜禽产品进行重检，费用由货主承担。
第十九条 畜禽卫生防检机构应建立地区性联防协作关系，积极开展畜禽联防联检活动。
第三章 畜禽疫病的扑灭
第二十条 畜禽防检机构发现国家规定的畜禽一、二、三类疫病，应迅速上报疫情，并提出相应的防治办法和措施，组织技术人员开展扑灭工作。
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国家标准发布封锁令的畜禽疫病，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及公安、工商、交通、卫生、商业等部门应协调行动，分别按疫点、疫区、受威胁区的不同情况，执行国家规定的扑灭措施。
第二十一条 县级能上能下畜禽卫生监督、防检机构发现下列疫病的染疫畜禽、染疫畜禽产品时，有权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一）自治州内新发现的牛瘟、非洲猪瘟、鸡瘟（A型流感）、绵羊痒病、非洲马瘟、粘膜病以及其它危害严重的、新发现的疫病。
（二）在交通运输、交易市场等流通环节发现牛出败、羊痘、猪肺疫、猪丹毒、猪霉形体肺炎、禽霍乱等疫病。
（三）在饲养、交易、运输环节中发现炭疽、狂犬病、口蹄疫、结核、猪瘟、猪传染性水泡病、猪囊虫病、牛肺疫、布氏杆菌病、伪狂犬病、流行性乙脑炎、牛恶性卡他热、鸡新城疫、鸭病毒性肝炎、鸭瘟、小鹅瘟、兔瘟等疫病。
（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封锁令紧急扑灭的其他疫病。
以上各项疫病染疫畜禽、染疫畜禽产品的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其损失和费用由畜（货）主承担。
第二十二条 发生人畜共患疫病时，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卫生、畜牧兽医及有关单位共同采取措施及时扑灭。
第二十三条 紧急扑灭畜禽疫病经费，由自治州、县（市）财政列支。
第四章 畜禽卫生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县（市）畜禽卫生监督机构，履行法定监督管理职责。兽医卫生监督员执行畜禽卫生监督任务，按《中国兽医卫生监督实施办法》实施。
第二十五条 兽医卫生检疫员由自治州畜牧兽医行政部门考核，报省畜牧兽医行政部门批准。兽医卫生检疫员执行任务须佩戴标志，持证上岗，其职权为：
（一） 实施畜禽、畜禽产品检疫检验，并出具检疫检验证明；
（二）协助当地畜禽卫生监督机构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三）检疫中发现患传染病畜禽、染疫畜禽产品，制止其出售、运输，责令并监督畜（货）主进行无害化处理；
（四）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批评和处罚。
第二十六条 畜禽卫生监督机构根据畜禽卫生防疫、检疫的需要，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可在边界、口岸、交通要道进行畜禽卫生的流运监督检查或设立临时性检查站。
对畜禽卫生监督检查，管理相对人应积极配合，并无偿提供抽检样品，
第二十七条 畜禽卫生监督机构分级负责畜禽卫生工作者的审查、考核和监督管理。
（一）国有、集体、私营畜禽饲养场、种畜（禽）场自有或聘请、聘用承担畜禽卫生工作的技术人员，须报所在地畜禽卫生监督机构的考核、监督。
（二）国有畜禽屠宰雨季、肉类联合加工厂的畜禽卫生工作者，业务上在接受其主管部门领导的同时，应接受同级畜禽卫生监督机构的考核、监督。
（三）个体畜禽卫生工作者的审查、考核由所在地县畜禽卫生监督机构负责，其业务接受所在地乡镇畜牧兽医站的监督和管理。
凡从事畜禽诊疗、阉割、保健的单位和个人须办理《畜禽卫生从事许可证》。
第二十八条 凡符合国务院《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和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须向当地县级以上畜禽卫生监督机构申请办理《兽医卫生合格证》，并凭《兽医卫生合格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第二十九条 畜禽卫生监督机构委派的防疫、检疫、监督人员到畜禽、畜禽产品的生产、交易、贮运、加工等环节中执行任务时，所涉及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支持。
监督检查中凡发现不符合规定者，须进行补防、补检、重检和补消毒，并按规定收取费用。
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条 对下列单位和个，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模范遵守、执行本条例成绩显著的；
（二）检举揭发违反畜禽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保护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事迹突出的；
（三）对预防、控制、扑灭、消灭畜禽疫病有显著贡献的。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畜禽卫生监督机构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处以500元至2000元罚款。违反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拒不接受强制免疫接种、免疫标记管理的，按每头（只）处以50元以下罚款。
（二）制作假防疫、检疫标记，经销、使用失效疫（菌）苗的，按每头（只、枚、头份）处以50元以下罚款；给畜（货）主造成损失、危害的应予赔偿。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按每头（只）处以10元至100元罚款；因引种造成疫病扩散的，必须扑杀患病种畜禽和同群畜禽。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一0或（二）项规定的，处以200元至1000元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停止，限期补办有关手续，并处以50元至200元罚款。逾期不补办的，没收有关用具，并处以500元至1000元罚款。
（六）在运输途中随意宰杀、抛弃病（死）畜禽和染疫畜禽产品，责令作无害化处理，并处以100元至1000元罚款。
（七）到封锁疫点、疫区采购畜禽、畜禽产品的，必须销毁所购畜禽、畜禽产品，并处以其成交额二至五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兽医卫生合格证》。
（八）经营无检疫证明、标志或检疫证明不符合规定的畜禽、畜禽产品的，责令其补检，同时按每头（只、枚、公斤）处以50元以下罚款。
（九）经营病死畜禽、染疫畜禽、染疫畜禽产品的，责令其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和停业整顿，并按每头（只、公斤）处以1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对本条例未作规定的其它违反畜禽卫生法规的行政处罚，按《中国兽医卫生行政处罚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凡违反畜禽卫生法规，被吊销《兽医卫生合格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应吊销《营业执照》，给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畜禽卫生监督机构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于接到处罚通知后十五日内向其上一级畜禽卫生监督机构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于接到复议决定通知后十五日内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行政处罚决定拒不执行，也不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复议或诉讼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行政处罚罚款使用财政统一罚没收据，罚没收入上交同级财政。
第三十五条 拒绝、阻碍畜禽卫生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畜禽卫生行政执法人员应秉公执法，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应分别情况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实验动物、观赏动物、演艺动物、家养和捕获的野生动物的防疫、检疫工作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进出境动物及其产品的检疫、检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执行。检疫、检验发现国家规定的一、二类畜禽疫病时，应及时通报地方畜禽防检机构。
第三十八条 木里藏族自治县亿代表大会可根据本条例制定补充或变通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解释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