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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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件管辖争议问题的复函
1990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法院〔1990〕浙法经字17号请示报告和江苏省高级法院苏法诉〔1990〕经管8号请示均已收悉。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下称“轮运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下称“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管辖权争议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1989年2月17日，轮运公司与供应站签订购销5万吨烟煤合同一份。同年3月1日，轮运公司又与萧山市城北区工业公司（与供应站实为一个单位，现已撤销）签订购销5万吨烟煤合同一份。两份合同均规定：“交货地点及运费，杭州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费由供方负责。”合同约定的运输方式是送货制，交货地点是杭州市，杭州市应为合同履行地。两份合同均未明确签订地。且，合同标的物尚在杭州市，为便于案件的审理和案件审结后的执行，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特指定本案由杭州市中级法院管辖。并请你们两院分别通知萧山市法院和邳县法院将本院的有关材料及萧山市法院的案件受理费一并移送杭州市中级法院。鉴于供应站先行起诉，对轮运公司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由邳县法院直接退还该公司。
此复

附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诉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报告 〔1990〕浙法经字17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我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购销烟煤合同质量纠纷一案，我省萧山市人民法院与江苏省邳县人民法院就管辖权发生争议，经协商仍解决不了，特依法报请你院指定管辖。
1989年2月，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以下简称供应站）和萧山市城北区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与供应站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在江苏省邳县草拟了购销烟煤各5万吨的合同两份。服务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由萧山方经办人沈金梅于2月27日带回萧山。3月1日，经工业公司和供应站的法定代表人审阅后，盖上了公章和合同专用章。上述两份合同均规定杭州萧山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费由服务公司负责。3月9日，沈金梅随带上述两份合同和25万元汇票赴邳县发煤。3月，服务公司发烟煤848吨，双方对烟煤质量无争议，萧山方也付清货款。5月，服务公司发烟煤780吨，经萧山方化验，烟煤质量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标准。为此，双方当事人多次在萧山、杭州协商，最后达成煤由萧山方联系销售，按实际销价结算的协议，但因销路无法落实，萧山方再次电告服务公司派员协商处理，服务公司不予理睬。1990年2月14日，供应站向萧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萧山市法院于2月15日向供应站发出补充材料通知书，并建议当事人再协商一次。3月7日至8日，双方当事人再次在萧山协商烟煤处理问题。由于未达成一致意见，萧山市人民法院于3月10日立案受理，并委托邳县法院向服务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服务公司则于3月3日向邳县法院起诉，邳县法院当天受理立案并通知供应站答辩。3月12日，萧山法院接到了邳县法院委托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供应站拒收并提出管辖异议。
3月31日，邳县法院派人到萧山市法院协商该案管辖权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5月16日参加第二次华东地区经济审判研讨、协作会议预备会的江苏、浙江两省高级法院经济庭领导商定，先由杭州中院和徐州中院协商解决该案的管辖争议问题，双方没有统一认识。6月6日本院经济庭与江苏高院经济庭电话协商，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批复的规定，该案邳县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其理由是：两份合同均没有规定合同签订地，对合同的最后盖章地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邳县法院认定最后盖章地在邳县的两份证词并不可靠。所以该案应以履行地确定管辖较妥，而两份合同对履行地均明确规定在萧山市。况且，双方争议的标的物在杭州及萧山市，该批标的物需要质量鉴定及处理，由萧山市法院审理较方便。所以，该案应由萧山市人民法院管辖。
特此报告，请予批复。
1990年6月4日

附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争议的请示 苏法诉〔1990〕经管8号
最高人民法院：
1990年6月12日我院收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经请字第3号请示报告。现将关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下称轮运公司）诉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下称城北供应站）购销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权争议情况报告如下：
1989年2月17日，城北供应站沈金梅带着合同章与中间介绍人马福兰（原杭州市西湖计划经济委员会干部，现病退）和陆涛（余杭超山包装品厂职工）一起来到邳县，住在邳县陇海饭店，与轮运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5万吨煤炭的合同，合同规定煤炭单价每吨220元，交货数量及日期是“分期分批供货，从3月开始每月5千吨”交货方法是“杭州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由供方负责”。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同年3月28日，城北供应站为了能从另一开户银行贷取煤款，沈金梅、马福兰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合同纸来到邳县，以城北区工业公司的名义（城北区工业公司与城北供应站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与轮运公司签订一份假合同，其内容除价格变为每吨226元外，其余与2月17日合同一致。因该合同是双方商定不履行的，所以轮运公司没有留存。签订假合同后，沈金梅和马福兰两人于2月28日离开邳县去到河南商丘约三、四天。同年3月13日，双方在邳县签订了一份合同附件，规定了具体履行合同的细则，说明：“本合同签订后因二月份雪雨阻隔无法执行，又因需方货款迟到，现本地市场煤价普遍上浮10元，需方应在原定合同价基础上每吨增价6元。”后因煤质问题，双方又于同年5月24日及10月25日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并在10月25日的协议中声明，双方同意中止合同的履行，以上均有住宿发票、证人证言等证明材料为证。
1990年3月3日，邳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轮运公司诉城北供应站购销合同纠纷一案，并于当日下午以挂号信形式委托萧山市人民法院代为送达应诉手续，经查询，该邮件于3月11日为该院妥收，但却迟迟未将送达回证退回。3月28日，邳县法院得悉萧山市法院又以同一诉讼标的，同一诉讼主体立案，遂于3月29日去杭州、萧山协商管辖权问题，未果。萧山法院称于3月10日受理了此案。
经我院研究认为：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2月17日合同（3月1日所说合同相同）签订地是邳县，而非萧山市。合同的履行地按合同规定在杭州市杜子桥码头，属杭州市拱墅区，亦非萧山市。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邳县法院和拱墅区法院对此案都有管辖权，鉴于邳县法院已于1990年3月3日立案受理，而拱墅区法院至今尚未受案，该案应由邳县法院审理为宜。萧山市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5月24日、10月25日两份协议的签订地在杭州市内来确定该“购销合同纠纷”一案中的合同签订地，萧山市法院并据此行使管辖权，显然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25日法经函（1989）80号批复的精神。
综上所述，该案应由邳县法院审理为宜。
以上意见当否，请指示。
1990年6月21日


关键词: 离婚救济；经济帮助；损害赔偿；家务贡献补偿

　　内容提要: 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与反思，既是婚姻立法中的难点，也是司法实务中的热点。对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予以准确把握，是反思离婚救济制度的有效路径。通过反思，捕捉离婚救济制度的立法设计局限和司法运行障碍，找寻离婚救济制度的调适方案，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奠定基础，进而实现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科学化、严谨化与适用化。

　　自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实施以来，离婚救济制度已经历了10年的实践历程。实践中，有效化解了离婚当事人的人身关系纠纷和财产关系纠纷，发挥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为确保离婚救济制度适用的科学化、高效化，对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进行反思，有助于提升离婚救济制度的严谨化和本土化。

　　一、实践效果

　　离婚救济，通常指对离婚当事人所实行的有关人身和财产的救济措施。具体包括离婚后的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和家务劳动补偿。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不仅关乎离婚当事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保障，而且关乎离婚救济制度的科学化与实效化。为准确把握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法典体系中的婚姻家庭法新架构研究》项目组进行了实践调研活动。该调研活动主要在北京、上海和哈尔滨三个城市进行。北京市阅卷法院为海淀区人民法院，审阅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143份。上海市阅卷法院为闽行区人民法院，审阅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116份，哈尔滨市阅卷法院为南岗区人民法院，审阅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120份。具体调研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离婚救济制度的适用情况，为完善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奠定基础。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适用

　　通过阅卷，离婚经济帮助制度适用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请求经济帮助制度的案件相对较少。在阅卷范围内，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结经济帮助案件共3件，占案件总数的2.1%。上海市闽行区法院审结经济帮助案件共2件，占案件总数的1.7%。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审结经济帮助案件共6件，占案件总数的5%。二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主体以女性为主。在上述11件要求经济帮助的案件中，请求主体为男性的案件只有1件。三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事由相对集中。主要为无业或失业、无房居住、收入低、抚养子女、身患重病或年逾60岁及其他原因。四是请求经济帮助的方式相对单一。在上述11件要求经济帮助的案件中，经济帮助的方式均为给付金钱，其中请求给付数额1百元以下的3件;2千元以下的1件;6千元一8千元的1件;9千元-1万元的1件;1.5万元－2万元的1件;3万-5万元的2件；其它2件。五是法院准予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多为调解。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比例不高。在阅卷范围内，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结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共9件，占案件总数的6.3%；上海市闽行区法院审结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共4件，占案件总数的3.4%；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审结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共5件，占案件总数的4.1%。二是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以女性为主。在上述18件离婚案件中，女性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共14件。三是离婚损害赔偿的理由相对集中。其中，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的共6件；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共10件；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1件；其他事由2件。四是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相对较少。在有记载的案件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仅有3件。

　　（三）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适用

　　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适用，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的案卷中没有体现。有关家务承担的特点：全部由女方承担家务的比例相对较多；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以及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比例位居第二。

　　二、制度反思

　　通过阅卷，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离婚救济制度适用的比例相对较低。除当事人自身的原因外，制度设计及司法适用的原因也不可忽视。为此，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探究离婚救济制度的科学化与适用化，有助于保护离婚当事人的权益，促进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调适

　　1、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局限性。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比例相对较低，除当事人不善于利用法律规范维护自己的权益外，还存在适用经济帮助的条件较为苛刻，帮助的方式较为抽象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将“生活困难”，界定为依靠离婚后分得的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无疑是非常苛刻的，既不符合人均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现实国情，也忽略了当事人离婚时生活水平的下降情形。因而，对生活困难的界定，不仅应包括离婚后不能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情形，更应包括基于离婚前与离婚后的生活水平落差而引起的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形。为此，拓宽生活困难的涵义，既有助于放宽经济帮助的适用标准，救济离婚当事人；也有助于保障当事人在离婚后生活水平不下降，补偿离婚当事人，贯彻离婚自由原则。

　　2、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必要性。调查表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主体以女性为主；二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事由相对集中，即无业、无房、收人低、抚养子女、身患重病等。这是经济帮助适用的前提条件。为此，进一步完善经济帮助制度，将有助于经济帮助制度的具体适用，保障当事人的离婚权益。除适当拓宽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外，还须细化经济帮助的考量因素：首先，明确经济帮助的情形。即离婚时一方生活确有困难，应包括无业、无房、收入低、抚养子女、患病、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等。其次，明确经济帮助的期限。即以短期帮助为主、长期帮助为辅。如一方年轻有劳动能力、生活暂时有困难的，另一方应给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结婚多年，一方年老病残、失去了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另一方应在居住和生活方面，给予适当的安排。[1]短期帮助可在离婚后的2--5年以内，长期帮助可在离婚后的5-10年以内，或视具体情况给予无期限的帮助。再次，确定经济帮助的数额。应兼顾需要和可能，同时参考相关因素：结婚时间的长短、对家庭的贡献、双方的经济实力、健康状况、是否抚育子女、有无职业与居所等。最后，确定经济帮助的终止。当受帮助方另行结婚、经济条件好转、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时，经济帮助可终止。

　　3、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科学性。通过阅卷，可以感受到有些案件在处理时，往往将经济帮助与家务贡献补偿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并考虑，从而弱化了经济帮助制度的适用价值。为此，审理离婚案件，必须正确处理以下问题：首先，要正确处理经济帮助与家务贡献补偿的关系。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积累与贡献，既包括货币形式，也包括家务劳动形式。故对家务贡献的补偿，无异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不能用离婚时家务贡献的补偿取代经济帮助制度。然而，当离婚时男女双方的个人财产总值出现差异时，就会引发离婚当事人在离婚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异。为避免当事人离婚后生活质量的下降导致生活困难，有必要在夫妻财产分割及家务贡献补偿之后，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其次，要正确处理夫妻财产分割与经济帮助的关系。夫妻财产分割，是夫妻财产效力的体现，也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体现。而经济帮助制度，则是夫妻财产效力在离婚时的延伸，是离婚后的一种善后措施，是实质正义的体现。故不能用夫妻财产分割制度取代经济帮助制度。[2]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调适

　　1、关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难，已成为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过错事实难以认定。《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请求损害赔偿的事由有4项：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在司法实践中，除重婚行为相对较少外，其他3项事由，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事由中多有体现。尽管如此，普遍存在举证难的问题。有配偶与他人同居举证难，是因为同居行为相对隐秘，举证面临挚肘。实施家庭暴力举证难，是因为暴力行为发生后，当事人未及时报案或未到医院出具伤情诊断证明。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举证难，是因为家事往往不为外界所知，且知情者不愿出庭作证。上述现实问题的存在，使无过错方难以举证，过错事实难以认定。二是离婚损害赔偿情形的界定过于狭窄。在司法实践中，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绝非以上4项。如一方婚前隐瞒精神病史和生理缺陷，婚后经治不愈的；一方隐瞒传染病史，婚后传染给对方致其健康权受损害的，离婚时均可要求离婚损害。[3]三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难以确定。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前者容易确定，而后者确定较难，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认知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同类案件在由不同法官审理时，会出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差异，影响当事人权益的保障。上述问题的存在，制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导致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比例较低。

　　2、关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自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实施以来，有关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呼声便不绝于耳。为此，完善这一制度，需要关注以下环节：一是适当拓宽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情形。即将通奸、卖淫、嫖娼；一方婚前隐瞒精神病史和生理缺陷，婚后经治不愈的；一方隐瞒传染病史，婚后传染给对方致其健康权受损害等情形，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范围。二是加强对过错行为的认定力度。鉴于举证难的存在，法院在审理离婚损害赔偿案件时，可适当加大对过错行为的认定力度。首先，对无过错方的举证要求从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0条第1款第3项规定，只要是视听资料的取得，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虽然未经对方同意，也应当采信并作为定案证据。对于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无疑点视听资料，只要对方当事人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结合案件情况，视听资料证明的事实存在的盖然性高，即可确认该视听资料的证明力。其次，放宽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针对取证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17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法院可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的申请，对知情人进行调查，再将调查笔录当庭质证。[4]三是适当提高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从司法实践看，大凡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相对较低。为体现惩罚和抚慰的原则，在过错方的经济承受能力范围内，可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

　　（三）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调适

　　家务贡献补偿，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对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对方予以补偿。我国《婚姻法》第40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2款均有明确的规定。赋予女性以家务贡献的补偿权，是因为“妻之家务劳动，有用而不可或缺，应无疑问。因有妻之家事劳动，夫之劳动开始得以再生产，因此，夫以其劳务所得之收入，非夫一人劳动之结果，而是夫妻复合劳动之结果。”[5]对家务贡献予以补偿，有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障。

　　1、客观评价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效用。家务贡献补偿制度，是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新增加的内容。其立法功效在于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但往往被误读为单纯救济女性权益的一项制度。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家务劳动绝大多数还是由女性承担。在本次阅卷中，显现家务劳动承担的案件，北京共3件，占案件总数的2. 1%。其中全部由女方承担的案件1件，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和主要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案件各1件，分别占相关案件总数的0.7%。上海共5件，占案件总数的4.3%，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的案件3件，主要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案件2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4%,1.7%。哈尔滨共6件，占案件总数的5%。其中，全部由女方承担的案件3件，全部由男方承担的案件2件，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的案件1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5%,1.7%,0.8%。上述数据表明，完全由女方承担家务及主要由女方承担家务的比例相对较高。女性承担较多的家务，无疑是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巨大贡献。然而，这份贡献，并未包括到社会有效的劳动体系之内，即家务劳动无报酬。家务劳动无报酬，源于“公与私”的二元对立及“男女两性”的性别分工。即在“西方的哲学体系中，公与私是两个可以截然分离的领域，公领域是指公共事务领域，私领域是指私人事务领域。”当公领域和男人、理性联系起来，私领域和女人、感情联系起来，并且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的时候，等级就产生了，不平等就产生了。[6]这种等级和不平等表现为男女两性在公私两个不同领域里的劳动价值的巨大落差—男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劳动价值被社会承认且被赋予报酬；而女性在私人领域中的家务劳动价值则不被承认且不被赋予报酬。为此，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纳人婚姻立法中，有助于客观评价家务劳动的贡献价值，有助于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精神。

　　2、客观评价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价值。在阅卷过程中，没有看到有关家务贡献补偿案件的相关记载。家务贡献补偿制度适用的空缺，耐人寻味。首先，女性家务劳动角色的刻板传承，已成为社会中人的思维定势。习惯化和道德化的角色分工，使社会中人淡忘了婚姻家庭领域的权益保障。同时，也使社会中人不习惯利用家务劳动的补偿制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家务劳动价值计算存在盲点。关于家务劳动的价值如何计算，一直存在若干观点。加拿大女权主义理论家本斯通和莫顿在1969年提出：妇女的缝补、浆洗、育儿做饭，虽具有使用价值，但却从未进入过市场，没有交换价值。[7]前苏联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若用其他方式代替女性的家务劳动，全社会要付出约相当于每年雇佣1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一年1500亿卢布（当时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的代价。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做过测算，如果将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8]上述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计算，其计算结果似不能真正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因为，家务劳动不仅有劳动的强度和质量为表征，而且有亲情和精神的投入。所以，家务劳动的价值不能按家政服务员的报酬计算，而应融合情感与精神投入的价值。为此，客观评价家务贡献的价值，已成为有效推进家务贡献补偿制度实施的基础和前提。

　　注释: [1]参见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