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外交和公务护照者签证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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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外交和公务护照者签证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外交和公务护照者签证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６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便利两国公民的往来，就互免持外交和公务护照者签证问题签订本协定，议定如下：
第一条 持有效的外交或公务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持有效的外交或公务护照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公民，及其使用同一本护照的未成年子女，进入或通过对方国境，停留时间不超过九十天，免办签证。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派驻缔约另一方外交代表机构或领事机构、国际机构中持有效的外交或公务护照的人员，在任职期内入出对方国境，免办签证。
二、前款所述规定同样适用于上述人员持用外交或公务护照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第三条 本协定第一、二条所述缔约双方人员如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停留超过三十天，应在入境后依照缔约另一方主管机关的有关规定办理居留手续。
第四条 本协定第一、二条所述缔约双方人员，须从缔约另一方向国际旅客开放的口岸入境、出境或者过境，并应依照该国主管机关的规定履行必要的手续。
第五条 本协定不限制缔约双方的如下权利：拒绝不受欢迎和不可接受的缔约另一方人员进入本国领土或者终止其在本国领土上的逗留，并无须说明理由。
第六条
一、由于公共秩序、国家安全、公共卫生等原因，缔约双方均可临时中止本协定的全部或者部分条款，但在采取或者取消上述措施前，缔约一方应当及时通过外交途径通知缔约另一方。
二、缔约双方经协商同意后，可采用互换照会方式补充或者修改本协定。
第七条 缔约双方应当在本协定生效前及时通过外交途径交换本协定第一条所述护照样本。缔约一方如更新上述护照格式，应当提前三十日通过外交途径通知缔约另一方，并提供新护照样本。
第八条 本协定无限期有效。如缔约一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应当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本协定自通知之日起第九十天失效。
第九条 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达成的关于互免签证和签证费的协定在中、斯两国间即行失效。
第十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第三十日生效。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斯洛文尼亚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在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政府代表 政府代表
钱其琛 洛伊泽·佩泰尔莱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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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的民法化
● 姚建龙*
[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一元社会向二元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二元社会的确立导致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而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进程中必然而且已经了出现刑法民法化现象。何谓刑法民法化？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本文作了抛砖引玉式的探讨。
[关键词] 刑法民法化 政治刑法 市民刑法 几点认识
一、二元社会结构的崛起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
历史上存在五种社会形态——氏族社会、城邦社会、宗法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自从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产生后，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但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逻辑上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现实中也是始终分离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在现实中是重合的，表现为一元社会结构，国家从市民社会手中夺走了全部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政治等级与市民等级合而为一，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中国自周秦以来就建立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国家为根本的一元社会结构。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国家的职能，市民社会不但没有培养反而被政治国家全面取代。1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要具备两个要素：第一，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建立。第二，政治上——对待政府的正确观念的确立，即将政府视为一种不得不忍受的恶。2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的召开大大推进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当然也包括对待政府的正确观念及其他一些适应社会转型的观念的确立 。这对一元社会结构产生了强大、有力的冲击，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一元社会结构逐步瓦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二元社会悄然崛起。
“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必然引起刑法功能、观念与文化的嬗变。” 3 刑法要想不落伍于历史的滚滚车轮，必须适应这种结构形态的变迁，进行改革与调整。我国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刑法的转型显然落后了。1979年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17年来，这部刑法典对于打击犯罪活动，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部以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为背景所制订的刑法难以避免的还带有较强的政治刑法色彩。随后出台的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司法解释大大扩大刑法的调控范围，凸显重刑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治刑法色彩，市民刑法的培育受到极大压抑，这与历史的车轮背道而弛。这种趋向迫切需要扭转。1997年修订刑法，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实质上是刑法改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这场改革的历史使命是要完成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的转变”。4
二、刑法民法化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上唯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科学地指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必将统一于市民社会。5 因此，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市民社会要求国家受法律的约束，但同时又要求国家能够有效地实施保障市民社会多元性及其必要自由的法律。市民社会构成了对国家的制约，他们维系国家，并为国家行为的范围与权力设定界限。市民社会需要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6 这套独特的政治制度在刑法领域的体现是：要求刑法对市民的尊重——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置公民与国家主体平等的地位；要求刑法对市民社会领域的尊重——不得单纯为国家的利益任意侵蚀市民社会的领域；要求刑法充当起最后保障法的作用——服务于市民社会，同时恪守谦抑的价值准则。“于是，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原本属于市民社会的美德便开始成为市民社会对刑法的要求。” 7 在西方近代刑法史上，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是由刑事古典学派完成的。贝卡利亚在抨击以罪刑擅断为特征的封建专制刑法后，确立了以罪刑法定为中心的市民社会的刑法原则。费尔巴哈则明确提出了市民刑法的概念，并将“无法律即无犯罪，无法律即无刑罚”视为市民刑法的要义。可以说西方市民刑法的构建之路实际上就是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启蒙思想在刑法中的确立和发展之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呼唤市民刑法，“市民刑法，从本质上说，就是法治国的刑法”。8 对市民的尊重、对市民社会领域的尊重、最后的保障法，正是市民刑法的基本精神。
在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型——市民刑法基本精神的确立进程中，刑法的民法化不可避免。这是因为在市民刑法的培育、构建过程中必然出现以下现象：1、市民刑法基本精神与民法基本精神的趋同。民法就是市民社会的法，9 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准则，以市民为本位的权利、自由、平等等基本理念先于刑法在民法中得以确立，而贯穿市民刑法的一条主线也正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权的保障，虽然它获得刑法的承认和确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迄今仍需人们不倦的追求。这种追求的过程，也正是市民刑法的基本精神与民法的基本精神的趋同过程。2、刑法从侵蚀的市民社会领域逐渐退出，民法恢复被刑法侵占的失地。传统刑法文化视刑法为工具，迷信刑法万能，以为每一社会象都需要刑法的介入。其结果是刑法过分扩张，许多原本属于市民社会，本应由市民社会的法——民法调整的领域被刑法不恰当的侵蚀。市民刑法的构建，既是还市民社会以真面目的过程，也是刑法正确定位的过程。“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3、民法反过来侵蚀刑法的领域。其一，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刑法的宽容度——对市民危害国家、社会的行为的容忍度也会逐渐提高，属于政治国家由刑法调整的领域也可能转由民法调整。黑格尔曾指出：文化的进步，对犯罪的看法也会变得比较缓和。10 菲利曾经呼吁把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不是蓄意的，行为人也不是危险的偶犯或“假罪犯”即正常人仅仅因为过失或轻率而为的危害结果轻微的重罪、轻罪和违法行为从刑法典中删除，而将它们只当作民事违法行为处理。11 其二，民法在防治犯罪中作用和地位的渐渐提升。随着民法的健全，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纠纷被阻挡于民事法的范围之内，避免了向刑法堤坝的冲击。许多民事措施有意识的被用以同犯罪做斗争。纵观刑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经过了从一元向多元过渡和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单纯依靠刑罚过渡到刑罚、行政、民事等多种手段。王利明教授曾经指出：刑法只有在侵权法的配合下才能有效的调整社会关系。12而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更预言，“刑法发展的极为遥远的目标……是没有刑罚的刑法典” 13
上述三点也正是本文所使用的“刑法民法化”这一概念的三层含义。
三、中国刑法的新走向——刑法民法化
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新刑法 ，这是中国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审视新旧刑法及其相关的决定、修正案、司法解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刑法改革呈现出一种新走向——刑法民法化：
1、刑法中较为明确的引入了一些民法的基本原则。
新刑法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确立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使刑法成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张契约，国家不得逾超法律的界限对无罪的公民进行非法追究和对有罪的公民滥施刑罚，公民也应当在法律的界限内活动。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第一次在刑法上把公民个人置于与国家主体地位平等的地位，也是第一次最鲜明地体现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罪刑相适应原则强调罪与刑之间的均衡等价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强调刑法适用的平等性和人权保障机能。三大基本原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早已在民法中确立了的公平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平等原则、等价有尝原则等基本原则。
2、最具私法（民法）色彩的刑事自诉制度的适用面扩大，并有继续之势。
自诉制度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建立，而意思自治原则被视为私法（主要是民法）所特有的理念和私法领域避免公权力入侵的工具。14 1979年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自诉的范围限制在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察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内，即特定的八种轻微刑事犯罪案件。1997年开始施行的新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自诉范围，该法第170条规定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包括：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2、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犯罪案件；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1997年刑法扩大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的范围，即增加了侵占罪，从而又一次扩大了刑事自诉的范围。虽然如此，扩大刑事自诉范围的呼声依然很高。如在2000年刑法学年会上，就有学者呼吁以刑事自诉的方式处理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地区刑法适用的矛盾。
3、有些原来在刑法中被视为犯罪的行为逐渐转化为民事行为。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都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社会危害性，而某种行为是否为统治阶级确认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亦即犯罪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历史性特征更加明显，有些在刑法中被视为犯罪的行为逐渐直接转化为一般民事行为。譬如，许多曾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视为投机倒把而予以刑法制裁的行为，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已被视为正常的风险投资行为。
4、在处理民刑法律冲突时，确立了民事优先原则。
新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第六十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由此确立了债权优先原则。
5、刑事责任日益带有民事责任的色彩。
刑事责任属于公法责任，民事责任属于私法责任，孙笑侠教授对刑事责任和私法责任有非常精到的分析：私法责任以功利性为基础和特征，与私法责任相适应的是补偿形式的法律后果；公法责任以道义为基础和特征，与公法责任相适应的是处罚形式的法律后果。补偿与惩罚的区别有四方面：第一，实现的载体不同，补偿以财产为主，惩罚以人身为主。第二，目的与效果不同，补偿的目的与效果是针对被害人的，而惩罚的目的与效果是针对责任方。第三，成立基础不同，补偿成立的基础是以客观损害后果为主，至于主观过错的恶性程度是次要的。惩罚成立的基础主要是主观过错，虽然也考虑主观过错，但其目的是为了确定主观恶性程度。第四，评价标准的道德因素差异。补偿的评价标准以事实为主，道德因素较少介入，或者道德因素只涉及补偿责任的外部。惩罚的评价标准带有明显的、浓厚的道德评价色彩。15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日益带有浓厚的民事责任色彩，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佐证：第一，以财产为实现载体的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大幅度扩大和强化适用。1979年刑法仅有20个罚金条文，1997年新刑法则增加了140多个罚金条文和15个援引罚金条款，大大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新刑法还增设了罚金刑随时追缴制度，强化了执行力度。新刑法对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执行力度也做了扩大和强化。第二，当惩罚与补偿的实现相冲突时，新刑法的价值取向是补偿。这突出的体现在新刑法第36条确立的以保护被害人利益为目的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和第60条确立的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为目的的债权优先原则上。第三，新刑法在坚持主客观相同一的前提下，向客观主义倾斜，强调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犯罪行为及其实害。16 第四，新刑法抑制1979年刑法尤其是其后所颁布的决定、司法解释重刑主义倾向，刑罚的惩罚性有所淡化。
6、单纯以刑罚对付犯罪的传统逐渐打破，民法在防治犯罪中的作用日益扩大。
中国传统法制是以刑法为基本框架建构起来的，刑法占据主导地位，权利的保障过分倚赖刑法，而事实上刑法难以独当此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民事、行政、刑事等多元手段对付犯罪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共识，并在立法与司法上得以体现。而民事手段的作用日见提升。譬如民事法的健全避免了大量“民转刑”案件的发生。1997年修订刑法显然注重了与民法的协调，以更好地防治犯罪。
四、对刑法民法化的几点认识
自罗马法以来，法律在法学传统上分为两类，即公法与私法。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学者们见解分歧。大体而言，一般都认为凡规律国家或公共团体为其双方或一方主体之法律关系，而以权力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为公法。例如宪法、所得税法、刑法。仅规律私人间或私团体间相互关系，而以平等关系为其基础者为私法。例如公司法、票据法、民法。我国学者长期否认公私法的划分，而当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助于树立对待市民、市民社会领域的正确观念，有利于公法尤其是刑法的正确定位，为我国市民社会的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强调公私法的划分并非否认自二战以来所出现的公私法融合现象，相反，也是为了正确认识这一现象。我们认为，法律的终极关怀在于人，公法之设在于保护人民的私权，公私法融合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私权。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过程中（亦可称为在法治国刑法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刑法民法化现象，是公私法融合的表现之一，其终极关怀也是人，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私权，这也正是刑法民法化的内在驱动力之所在。
中国传统法制带有浓郁的刑法色彩，传统法律文化可以说就是刑法文化，民法逐渐为刑法所侵蚀直至几乎完全融于刑法之中。民法从未获得独立地位，民事法规范杂处于刑法典中，犯罪与民事违法不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分，民事责任通过刑罚来实现。这直到清末修律才开始有所改变。如果把传统刑法的产生、发展、兴盛史称为民法的刑法化史，那么现代市民刑法的构建、繁荣史似乎可以认为是刑法的民法化史。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论述到：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知道。大凡落后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步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17 象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刑法传统的国家进行法制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倡导和推进刑法的民法化尤显重要。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认为应该倡导和推进刑法的民法化并不等于要削弱刑法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倡导刑法的正确定位，即提倡刑法尊重市民、尊重市民社会领域、恪守谦抑的价值准则，充当最后保障法的角色。这实际上是为了使刑法这把双刃剑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起消极作用。这不是削弱，而是加强。
[本文原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1年第11期全文转载]
* 姚建龙（1977.1—），男，原重庆市劳教戒毒所干警，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青少年犯罪方向）专业法学研究生。主要著作有《上海青年志》（总撰及主要撰写人员）、《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与肖建国教授合著），在《法学》、《中国司法》、《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上发表论文20余篇。联系方式：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邮编：200042；电话：（021）52551219；电子信箱：yaojianlong@sohu.com 或yaojian7244_cn@sina.com
1 参见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
2 参见田宏杰《中西刑法现代化趋势之比较考察》，载《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3页。
3 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 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何为政治刑法、市民刑法？陈兴良教授在其《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法治国的刑法文化》（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11期，第10页）等文中有较为精辟的论述。综而言之，市民刑法具有以下特征：人文关怀或称民权本位；形式理性；实体正义等。政治刑法具有以下特征：国家本位或称国权本位；实质理性；追求惩治等。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252页；第21卷，第345页。
6 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邓正来、[英] J ?G ?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7 田宏杰《中西刑法现代化趋势之比较考察》，载《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8 陈兴良《法治国的刑法文化》，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11期，第10页。
9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0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9页。
11 [意] 菲利著《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电信服务合同的性质和特征
——从吴乃赐与日照市电信局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谈起
[基本案情]
1996年9月3日,吴乃赐与日照市电信局订立电信服务合同,由日照市电信局为吴乃赐安装有线电话一部(号码为:6212723),并于同年10月28日开通。嗣后,吴乃赐按月交付话费。1998年4月,吴乃赐将沿街房连同上述有线电话一并出租给河南籍吴国军等人用于经营,自该月起至7月份止，累计电话费17 307.55元，其中移动费14 065.90元。吴乃赐于1998年5月向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刑警大队报案，称吴国军等人盗用其身份证购买手机,并在了有线电话上进行结算。因吴国军等人在逃,公安机关中止了该案的侦查。吴乃赐称在发现电话费过高找不到吴国军等人的情况下，其于1998年5月份向日照市电信局申请电话停机，日照市电信局予以否认，吴乃赐不能提供充足证据支持其该主张。
[裁判要旨]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日照市电信局为吴乃赐提供电信服务,吴乃赐应及时交纳话费,其主张应由实际使用人承担话费的理由不当,故判令吴乃赐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日照市电信局月租费、通话费17 307.55元,并从逾期之日起到偿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四计算违约金。
吴乃赐不服一审判决,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由吴国军负担欠交的电话费,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公正处理。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吴乃赐与日照市电信局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订立的电信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吴乃赐未经日照市电信局同意,将电话出租给吴国军等人使用,由此产生的话费应由吴乃赐按电信服务合同的约定负交纳义务。日照市电信局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吴国军等人持吴乃赐的身份证，办理移动电话开机及与固定电话并户结算得到了吴乃赐的同意,故日照市电信局在与吴乃赐的电话费结算中并入移动电话费用，违反了合同约定,由此产生的费用不应由吴乃赐负担。综上,吴乃赐应按电信服务合同约定承担有线（固定）电话月租费、通话费及逾期交费的违约责任;日照市电信局对移动电话开机、并户审查不严且违反电信服务合同的约定,其要求吴乃赐承担移动通话费和逾期交费的违约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令吴乃赐承担违约责任正确,但对移动通话费的处分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维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00)东(日)民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二项，即吴乃赐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从逾期之日起到偿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四计算；二、变更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00)东(日)民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一项为:吴乃赐于本判决送达后五日内偿付给日照市电信局电话月租费、通话费3 241.65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40元,由吴乃赐各负担168元,由日照市电信局各负担672元。
[法理评析]
本案是一起电信服务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对移动电话的开通及与有线电话的并机结算而产生的移动电话费用应否由吴乃赐承担；二是吴乃赐在发现电话费用过高时是否及时向电信局申请电话停机，吴乃赐应否承担逾期交费的滞纳金。要解决第一个问题，首先需明确电信服务合同的性质。而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则需从举证责任分配和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进行分析。
一、 关于电信服务合同的性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电话（包括有线电话和移动电话）已大量进入日常工作和生活。用户要安装使用电话，首先要向电信企业申请（就电信服务合同向电信企业发出要约），在电信企业表示同意（承诺）后，由用户交纳初装费或入网费，并购买终端设备——电话机，由电信企业将电信线路或电子网络系统与用户电话机相联通。电信企业提供给用户话机一个数字代码，即电话号码。用户通过电话机、电信线路和电信设施进行通信联络，即使用，同时用户向电信企业交纳相应费用，即话费。用户为获得对电信线路的使用权而向电信企业交费，并为继续使用支付相应对价，电信企业则将电信线路供给用户使用，电信服务合同是围绕用户对电信线路的使用而签订的，电信线路是合同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电信线路的使用为合同的标的。由于电信合同的标的为对电信线路的使用，电信企业按约定将电信线路提供给用户使用，用户给付电信企业相应的对价，与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将租赁物供他方使用，他方给付租金具有同等性质。电信合同的本质应为租赁，其中出租人为对电信线路享有经营权或所有权的电信企业，承租人为用户。
二、 电信合同的特征
电信合同又不同于一般的租赁合同：1、用户须首先交纳初装费或入网费，且每月有最低费用。初装费或入网费不属预付款，合同履行后该费用不能冲抵话费，亦不属于定金，因该费用即使用户不违约亦属电信企业所有。该费用应为用户为获得合同解除权的对价，用户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不得追索初装费或入网费，电信企业则无权无故解除与用户的电信合同。2、用户对电信线路的使用须借助于自己所有的终端设备话机，电信企业与用户对各自的设备分别有所有权，分别进行管理和控制。因对租赁物的管理和控制不同于一般租赁合同，其责任归属亦不同于一般租赁合同。3、电信线路极易被盗接，电话号码极易被复制，且具有隐蔽性，存在于电信线路和电子网络系统上的权利极易受到非法侵害。由于技术上的限制，用户的使用不能有效排除第三人的非法使用，且极难发现。正因如此，电信企业与用户互负善良照顾、妥善通知的义务，否则，应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用户发现自己的话费非正常增加，应通知电信企业进行调查，电信企业也有义务在话费非正常增加时及时通知用户，共同制止非法侵害。
三、本案纠纷处理的法律和理论依据
由非法并机、盗接电信线路引起的纠纷，依据电信合同的特征，不难作出处理。如果非法并机者是通过对电信网络进行解密，无偿利用电信线路造成损失，因电信网络是在电信企业的管理与控制之下，非法并机侵害的是电信企业对该电信网络的管理与控制权，而非用户的权利，故应由电信企业承担不利后果。如果是第三人非法偷用用户的电话机，则应由对该电话机有妥善管理义务的用户承担责任，这也是权利义务相一致的体现。从本案纠纷的情况看，吴乃赐与日照市电信局经平等协商签订的电信服务合同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吴乃赐未经日照市电信局同意,将电话擅自出租给吴国军等人使用,由此产生的话费按电信服务合同的约定应由吴乃赐负交纳义务。日照市电信局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吴国军等人持吴乃赐的身份证，办理移动电话开机及与固定电话并户结算得到了吴乃赐的同意,故其在与吴乃赐的电话费结算中并入移动电话费用，违反了合同约定,由此产生的费用不应由吴乃赐负担；且日照市电信局对移动电话的开机、并户审查不严，对用户过高的话费缺乏应有的善意的提醒与及时注意。二审法院改判由吴乃赐按电信服务合同约定承担有线（固定）电话月租费、通话费及逾期交费的违约责任;对日照市电信局电话要求吴乃赐承担移动通话费和逾期交费违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是符合合同规定和民法精神的。 (作者：刘京柱 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 姚建龙*
[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一元社会向二元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二元社会的确立导致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而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进程中必然而且已经了出现刑法民法化现象。何谓刑法民法化？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本文作了抛砖引玉式的探讨。
[关键词] 刑法民法化 政治刑法 市民刑法 几点认识
一、二元社会结构的崛起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
历史上存在五种社会形态——氏族社会、城邦社会、宗法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自从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产生后，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但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逻辑上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现实中也是始终分离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在现实中是重合的，表现为一元社会结构，国家从市民社会手中夺走了全部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政治等级与市民等级合而为一，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中国自周秦以来就建立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国家为根本的一元社会结构。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国家的职能，市民社会不但没有培养反而被政治国家全面取代。1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要具备两个要素：第一，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建立。第二，政治上——对待政府的正确观念的确立，即将政府视为一种不得不忍受的恶。2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的召开大大推进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当然也包括对待政府的正确观念及其他一些适应社会转型的观念的确立 。这对一元社会结构产生了强大、有力的冲击，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一元社会结构逐步瓦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二元社会悄然崛起。
“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必然引起刑法功能、观念与文化的嬗变。” 3 刑法要想不落伍于历史的滚滚车轮，必须适应这种结构形态的变迁，进行改革与调整。我国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刑法的转型显然落后了。1979年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17年来，这部刑法典对于打击犯罪活动，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部以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为背景所制订的刑法难以避免的还带有较强的政治刑法色彩。随后出台的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司法解释大大扩大刑法的调控范围，凸显重刑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治刑法色彩，市民刑法的培育受到极大压抑，这与历史的车轮背道而弛。这种趋向迫切需要扭转。1997年修订刑法，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实质上是刑法改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这场改革的历史使命是要完成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的转变”。4
二、刑法民法化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上唯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科学地指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必将统一于市民社会。5 因此，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市民社会要求国家受法律的约束，但同时又要求国家能够有效地实施保障市民社会多元性及其必要自由的法律。市民社会构成了对国家的制约，他们维系国家，并为国家行为的范围与权力设定界限。市民社会需要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6 这套独特的政治制度在刑法领域的体现是：要求刑法对市民的尊重——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置公民与国家主体平等的地位；要求刑法对市民社会领域的尊重——不得单纯为国家的利益任意侵蚀市民社会的领域；要求刑法充当起最后保障法的作用——服务于市民社会，同时恪守谦抑的价值准则。“于是，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原本属于市民社会的美德便开始成为市民社会对刑法的要求。” 7 在西方近代刑法史上，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是由刑事古典学派完成的。贝卡利亚在抨击以罪刑擅断为特征的封建专制刑法后，确立了以罪刑法定为中心的市民社会的刑法原则。费尔巴哈则明确提出了市民刑法的概念，并将“无法律即无犯罪，无法律即无刑罚”视为市民刑法的要义。可以说西方市民刑法的构建之路实际上就是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启蒙思想在刑法中的确立和发展之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呼唤市民刑法，“市民刑法，从本质上说，就是法治国的刑法”。8 对市民的尊重、对市民社会领域的尊重、最后的保障法，正是市民刑法的基本精神。
在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型——市民刑法基本精神的确立进程中，刑法的民法化不可避免。这是因为在市民刑法的培育、构建过程中必然出现以下现象：1、市民刑法基本精神与民法基本精神的趋同。民法就是市民社会的法，9 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准则，以市民为本位的权利、自由、平等等基本理念先于刑法在民法中得以确立，而贯穿市民刑法的一条主线也正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权的保障，虽然它获得刑法的承认和确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迄今仍需人们不倦的追求。这种追求的过程，也正是市民刑法的基本精神与民法的基本精神的趋同过程。2、刑法从侵蚀的市民社会领域逐渐退出，民法恢复被刑法侵占的失地。传统刑法文化视刑法为工具，迷信刑法万能，以为每一社会象都需要刑法的介入。其结果是刑法过分扩张，许多原本属于市民社会，本应由市民社会的法——民法调整的领域被刑法不恰当的侵蚀。市民刑法的构建，既是还市民社会以真面目的过程，也是刑法正确定位的过程。“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3、民法反过来侵蚀刑法的领域。其一，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刑法的宽容度——对市民危害国家、社会的行为的容忍度也会逐渐提高，属于政治国家由刑法调整的领域也可能转由民法调整。黑格尔曾指出：文化的进步，对犯罪的看法也会变得比较缓和。10 菲利曾经呼吁把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不是蓄意的，行为人也不是危险的偶犯或“假罪犯”即正常人仅仅因为过失或轻率而为的危害结果轻微的重罪、轻罪和违法行为从刑法典中删除，而将它们只当作民事违法行为处理。11 其二，民法在防治犯罪中作用和地位的渐渐提升。随着民法的健全，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纠纷被阻挡于民事法的范围之内，避免了向刑法堤坝的冲击。许多民事措施有意识的被用以同犯罪做斗争。纵观刑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经过了从一元向多元过渡和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单纯依靠刑罚过渡到刑罚、行政、民事等多种手段。王利明教授曾经指出：刑法只有在侵权法的配合下才能有效的调整社会关系。12而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更预言，“刑法发展的极为遥远的目标……是没有刑罚的刑法典” 13
上述三点也正是本文所使用的“刑法民法化”这一概念的三层含义。
三、中国刑法的新走向——刑法民法化
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新刑法 ，这是中国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审视新旧刑法及其相关的决定、修正案、司法解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刑法改革呈现出一种新走向——刑法民法化：
1、刑法中较为明确的引入了一些民法的基本原则。
新刑法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确立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使刑法成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张契约，国家不得逾超法律的界限对无罪的公民进行非法追究和对有罪的公民滥施刑罚，公民也应当在法律的界限内活动。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第一次在刑法上把公民个人置于与国家主体地位平等的地位，也是第一次最鲜明地体现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罪刑相适应原则强调罪与刑之间的均衡等价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强调刑法适用的平等性和人权保障机能。三大基本原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早已在民法中确立了的公平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平等原则、等价有尝原则等基本原则。
2、最具私法（民法）色彩的刑事自诉制度的适用面扩大，并有继续之势。
自诉制度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建立，而意思自治原则被视为私法（主要是民法）所特有的理念和私法领域避免公权力入侵的工具。14 1979年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自诉的范围限制在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察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内，即特定的八种轻微刑事犯罪案件。1997年开始施行的新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自诉范围，该法第170条规定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包括：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2、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犯罪案件；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1997年刑法扩大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的范围，即增加了侵占罪，从而又一次扩大了刑事自诉的范围。虽然如此，扩大刑事自诉范围的呼声依然很高。如在2000年刑法学年会上，就有学者呼吁以刑事自诉的方式处理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地区刑法适用的矛盾。
3、有些原来在刑法中被视为犯罪的行为逐渐转化为民事行为。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都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社会危害性，而某种行为是否为统治阶级确认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亦即犯罪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历史性特征更加明显，有些在刑法中被视为犯罪的行为逐渐直接转化为一般民事行为。譬如，许多曾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视为投机倒把而予以刑法制裁的行为，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已被视为正常的风险投资行为。
4、在处理民刑法律冲突时，确立了民事优先原则。
新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第六十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由此确立了债权优先原则。
5、刑事责任日益带有民事责任的色彩。
刑事责任属于公法责任，民事责任属于私法责任，孙笑侠教授对刑事责任和私法责任有非常精到的分析：私法责任以功利性为基础和特征，与私法责任相适应的是补偿形式的法律后果；公法责任以道义为基础和特征，与公法责任相适应的是处罚形式的法律后果。补偿与惩罚的区别有四方面：第一，实现的载体不同，补偿以财产为主，惩罚以人身为主。第二，目的与效果不同，补偿的目的与效果是针对被害人的，而惩罚的目的与效果是针对责任方。第三，成立基础不同，补偿成立的基础是以客观损害后果为主，至于主观过错的恶性程度是次要的。惩罚成立的基础主要是主观过错，虽然也考虑主观过错，但其目的是为了确定主观恶性程度。第四，评价标准的道德因素差异。补偿的评价标准以事实为主，道德因素较少介入，或者道德因素只涉及补偿责任的外部。惩罚的评价标准带有明显的、浓厚的道德评价色彩。15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日益带有浓厚的民事责任色彩，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佐证：第一，以财产为实现载体的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大幅度扩大和强化适用。1979年刑法仅有20个罚金条文，1997年新刑法则增加了140多个罚金条文和15个援引罚金条款，大大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新刑法还增设了罚金刑随时追缴制度，强化了执行力度。新刑法对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执行力度也做了扩大和强化。第二，当惩罚与补偿的实现相冲突时，新刑法的价值取向是补偿。这突出的体现在新刑法第36条确立的以保护被害人利益为目的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和第60条确立的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为目的的债权优先原则上。第三，新刑法在坚持主客观相同一的前提下，向客观主义倾斜，强调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犯罪行为及其实害。16 第四，新刑法抑制1979年刑法尤其是其后所颁布的决定、司法解释重刑主义倾向，刑罚的惩罚性有所淡化。
6、单纯以刑罚对付犯罪的传统逐渐打破，民法在防治犯罪中的作用日益扩大。
中国传统法制是以刑法为基本框架建构起来的，刑法占据主导地位，权利的保障过分倚赖刑法，而事实上刑法难以独当此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民事、行政、刑事等多元手段对付犯罪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共识，并在立法与司法上得以体现。而民事手段的作用日见提升。譬如民事法的健全避免了大量“民转刑”案件的发生。1997年修订刑法显然注重了与民法的协调，以更好地防治犯罪。
四、对刑法民法化的几点认识
自罗马法以来，法律在法学传统上分为两类，即公法与私法。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学者们见解分歧。大体而言，一般都认为凡规律国家或公共团体为其双方或一方主体之法律关系，而以权力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为公法。例如宪法、所得税法、刑法。仅规律私人间或私团体间相互关系，而以平等关系为其基础者为私法。例如公司法、票据法、民法。我国学者长期否认公私法的划分，而当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助于树立对待市民、市民社会领域的正确观念，有利于公法尤其是刑法的正确定位，为我国市民社会的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强调公私法的划分并非否认自二战以来所出现的公私法融合现象，相反，也是为了正确认识这一现象。我们认为，法律的终极关怀在于人，公法之设在于保护人民的私权，公私法融合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私权。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过程中（亦可称为在法治国刑法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刑法民法化现象，是公私法融合的表现之一，其终极关怀也是人，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私权，这也正是刑法民法化的内在驱动力之所在。
中国传统法制带有浓郁的刑法色彩，传统法律文化可以说就是刑法文化，民法逐渐为刑法所侵蚀直至几乎完全融于刑法之中。民法从未获得独立地位，民事法规范杂处于刑法典中，犯罪与民事违法不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分，民事责任通过刑罚来实现。这直到清末修律才开始有所改变。如果把传统刑法的产生、发展、兴盛史称为民法的刑法化史，那么现代市民刑法的构建、繁荣史似乎可以认为是刑法的民法化史。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论述到：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知道。大凡落后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步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17 象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刑法传统的国家进行法制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倡导和推进刑法的民法化尤显重要。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认为应该倡导和推进刑法的民法化并不等于要削弱刑法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倡导刑法的正确定位，即提倡刑法尊重市民、尊重市民社会领域、恪守谦抑的价值准则，充当最后保障法的角色。这实际上是为了使刑法这把双刃剑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起消极作用。这不是削弱，而是加强。
[本文原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1年第11期全文转载]
* 姚建龙（1977.1—），男，原重庆市劳教戒毒所干警，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青少年犯罪方向）专业法学研究生。主要著作有《上海青年志》（总撰及主要撰写人员）、《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与肖建国教授合著），在《法学》、《中国司法》、《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上发表论文20余篇。联系方式：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邮编：200042；电话：（021）52551219；电子信箱：yaojianlong@sohu.com 或yaojian7244_cn@sina.com
1 参见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
2 参见田宏杰《中西刑法现代化趋势之比较考察》，载《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3页。
3 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 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何为政治刑法、市民刑法？陈兴良教授在其《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法治国的刑法文化》（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11期，第10页）等文中有较为精辟的论述。综而言之，市民刑法具有以下特征：人文关怀或称民权本位；形式理性；实体正义等。政治刑法具有以下特征：国家本位或称国权本位；实质理性；追求惩治等。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252页；第21卷，第345页。
6 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邓正来、[英] J ?G ?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7 田宏杰《中西刑法现代化趋势之比较考察》，载《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8 陈兴良《法治国的刑法文化》，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11期，第10页。
9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0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9页。
11 [意] 菲利著《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电信服务合同的性质和特征
——从吴乃赐与日照市电信局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谈起
[基本案情]
1996年9月3日,吴乃赐与日照市电信局订立电信服务合同,由日照市电信局为吴乃赐安装有线电话一部(号码为:6212723),并于同年10月28日开通。嗣后,吴乃赐按月交付话费。1998年4月,吴乃赐将沿街房连同上述有线电话一并出租给河南籍吴国军等人用于经营,自该月起至7月份止，累计电话费17 307.55元，其中移动费14 065.90元。吴乃赐于1998年5月向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刑警大队报案，称吴国军等人盗用其身份证购买手机,并在了有线电话上进行结算。因吴国军等人在逃,公安机关中止了该案的侦查。吴乃赐称在发现电话费过高找不到吴国军等人的情况下，其于1998年5月份向日照市电信局申请电话停机，日照市电信局予以否认，吴乃赐不能提供充足证据支持其该主张。
[裁判要旨]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日照市电信局为吴乃赐提供电信服务,吴乃赐应及时交纳话费,其主张应由实际使用人承担话费的理由不当,故判令吴乃赐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日照市电信局月租费、通话费17 307.55元,并从逾期之日起到偿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四计算违约金。
吴乃赐不服一审判决,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由吴国军负担欠交的电话费,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公正处理。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吴乃赐与日照市电信局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订立的电信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吴乃赐未经日照市电信局同意,将电话出租给吴国军等人使用,由此产生的话费应由吴乃赐按电信服务合同的约定负交纳义务。日照市电信局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吴国军等人持吴乃赐的身份证，办理移动电话开机及与固定电话并户结算得到了吴乃赐的同意,故日照市电信局在与吴乃赐的电话费结算中并入移动电话费用，违反了合同约定,由此产生的费用不应由吴乃赐负担。综上,吴乃赐应按电信服务合同约定承担有线（固定）电话月租费、通话费及逾期交费的违约责任;日照市电信局对移动电话开机、并户审查不严且违反电信服务合同的约定,其要求吴乃赐承担移动通话费和逾期交费的违约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令吴乃赐承担违约责任正确,但对移动通话费的处分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维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00)东(日)民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二项，即吴乃赐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从逾期之日起到偿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四计算；二、变更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00)东(日)民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一项为:吴乃赐于本判决送达后五日内偿付给日照市电信局电话月租费、通话费3 241.65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40元,由吴乃赐各负担168元,由日照市电信局各负担672元。
[法理评析]
本案是一起电信服务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对移动电话的开通及与有线电话的并机结算而产生的移动电话费用应否由吴乃赐承担；二是吴乃赐在发现电话费用过高时是否及时向电信局申请电话停机，吴乃赐应否承担逾期交费的滞纳金。要解决第一个问题，首先需明确电信服务合同的性质。而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则需从举证责任分配和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进行分析。
一、 关于电信服务合同的性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电话（包括有线电话和移动电话）已大量进入日常工作和生活。用户要安装使用电话，首先要向电信企业申请（就电信服务合同向电信企业发出要约），在电信企业表示同意（承诺）后，由用户交纳初装费或入网费，并购买终端设备——电话机，由电信企业将电信线路或电子网络系统与用户电话机相联通。电信企业提供给用户话机一个数字代码，即电话号码。用户通过电话机、电信线路和电信设施进行通信联络，即使用，同时用户向电信企业交纳相应费用，即话费。用户为获得对电信线路的使用权而向电信企业交费，并为继续使用支付相应对价，电信企业则将电信线路供给用户使用，电信服务合同是围绕用户对电信线路的使用而签订的，电信线路是合同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电信线路的使用为合同的标的。由于电信合同的标的为对电信线路的使用，电信企业按约定将电信线路提供给用户使用，用户给付电信企业相应的对价，与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将租赁物供他方使用，他方给付租金具有同等性质。电信合同的本质应为租赁，其中出租人为对电信线路享有经营权或所有权的电信企业，承租人为用户。
二、 电信合同的特征
电信合同又不同于一般的租赁合同：1、用户须首先交纳初装费或入网费，且每月有最低费用。初装费或入网费不属预付款，合同履行后该费用不能冲抵话费，亦不属于定金，因该费用即使用户不违约亦属电信企业所有。该费用应为用户为获得合同解除权的对价，用户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不得追索初装费或入网费，电信企业则无权无故解除与用户的电信合同。2、用户对电信线路的使用须借助于自己所有的终端设备话机，电信企业与用户对各自的设备分别有所有权，分别进行管理和控制。因对租赁物的管理和控制不同于一般租赁合同，其责任归属亦不同于一般租赁合同。3、电信线路极易被盗接，电话号码极易被复制，且具有隐蔽性，存在于电信线路和电子网络系统上的权利极易受到非法侵害。由于技术上的限制，用户的使用不能有效排除第三人的非法使用，且极难发现。正因如此，电信企业与用户互负善良照顾、妥善通知的义务，否则，应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用户发现自己的话费非正常增加，应通知电信企业进行调查，电信企业也有义务在话费非正常增加时及时通知用户，共同制止非法侵害。
三、本案纠纷处理的法律和理论依据
由非法并机、盗接电信线路引起的纠纷，依据电信合同的特征，不难作出处理。如果非法并机者是通过对电信网络进行解密，无偿利用电信线路造成损失，因电信网络是在电信企业的管理与控制之下，非法并机侵害的是电信企业对该电信网络的管理与控制权，而非用户的权利，故应由电信企业承担不利后果。如果是第三人非法偷用用户的电话机，则应由对该电话机有妥善管理义务的用户承担责任，这也是权利义务相一致的体现。从本案纠纷的情况看，吴乃赐与日照市电信局经平等协商签订的电信服务合同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吴乃赐未经日照市电信局同意,将电话擅自出租给吴国军等人使用,由此产生的话费按电信服务合同的约定应由吴乃赐负交纳义务。日照市电信局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吴国军等人持吴乃赐的身份证，办理移动电话开机及与固定电话并户结算得到了吴乃赐的同意,故其在与吴乃赐的电话费结算中并入移动电话费用，违反了合同约定,由此产生的费用不应由吴乃赐负担；且日照市电信局对移动电话的开机、并户审查不严，对用户过高的话费缺乏应有的善意的提醒与及时注意。二审法院改判由吴乃赐按电信服务合同约定承担有线（固定）电话月租费、通话费及逾期交费的违约责任;对日照市电信局电话要求吴乃赐承担移动通话费和逾期交费违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是符合合同规定和民法精神的。 (作者：刘京柱 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