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1987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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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1987年6月23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1987年6月23日）
（1987年6月23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黑伯理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
二、任命李友九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顾问。
三、任命熊传震、王乃平、王正义、李有明、费惠杰、刘开钰、赵锡波、陈燕麟、刘秀华（女）、文循舟、胡赤菊（女）、陈振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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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定性
梅州市五华县 中兴中学 李国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与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因彼此之间在犯罪中采取的欺骗手段给司法工作人员造成的迷惑，看似都构成了诈骗罪，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一般来说盗窃罪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上市有明显区别的，本文就如何区分司法实践中盗窃罪与诈骗罪二者之间的界限试作分析和论述。
盗窃 诈骗
在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中，并非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从而取得了财产就成立诈骗罪，因为盗窃犯也可能实施了欺骗行为，如甲打电话给乙，以乙的亲属发生事故而故意将乙骗出家，甲趁机进入乙家进行窃取财物。虽然甲实施了欺骗行为，但乙没有因为受骗而产生成分财产的认识错误，更没有基于认识错误成分财产，只是由于外出为甲的盗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甲以此而取走的财物只能以盗窃论处。也并非只要行为人使于欺骗等手段导致对方财产“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就构成诈骗罪。因为，盗窃罪也有间接正犯，盗窃犯完全可能使用欺骗手段利用不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人取得财产，比如，洗衣店经理A发现B家的走廊上晾着衣服，于是就欺骗本店的员工C说“B要洗衣服，但没有时间来拿，你去帮B把衣服拿过来洗吧”，C信于为真，取来了衣服给A，A将衣服占为己有。C虽然是受骗了，可他只是A盗窃B衣服的工具罢了，并不具有将B的衣服处分给A占有的权限或地位，因此，A成立的是盗窃罪（间接正犯）。
故此可以看出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别关键在于；受欺骗者是否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交付）财产，受骗者虽然产生了认识错误，但倘若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地位时，其帮助转移财产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行为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构成诈骗罪，所以，处分行为的有和无，划定了诈骗与盗窃的界限，被害人处分财产时是诈骗罪而不是盗窃罪。被害人没有处分财产时即行为人夺取财产时是盗窃罪。诈骗罪与盗窃罪处于这样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不存在同一行为同时成立诈骗罪与盗窃罪，二者处于观念竞合关系的情况，因此正确理解和认识定“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之处。
首先，诈骗的受骗者其吃饭行为必须是基于认识错误，而认识错误的产生或维持是由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处分行为意味着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人占有，即行为人或第三者事实上支配财产，至于受骗者是否已经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人占有，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判断，即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的一般观念是否认为受骗者已经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支配或控制的意思，譬如，A假装在商店购买西服，售货员B让其试西服，A穿上西服后声称去照镜子，待B去照顾其他顾客时，A趁机溜走，A此时不成立诈骗罪，而成立盗窃罪。因为尽管B受了骗，但没有因为受骗而将西服转移给A占有的处分行为与处分的意思表示。
如果换种方式说：A穿上西服后对B说：“我买西服需征得我的丈夫的同意后，我将我的工作证押在这里，如果我的丈夫同意我改天来交钱，如不同意我将返还西服”。B同意了A得要求，但A的工作证是假冒的，以后不见A回来还钱拿回证件，那么此时的A则应认作诈骗罪。因为，B答应了A穿衣回去实际上已经将西服转移给A支配与控制，这种成分行为又是基于受骗所致，所以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基于同样的理由，当今社会常见的以借打手机为名的案子，实际上也应该认为盗窃而不是诈骗，例如，甲与乙通过网上聊天后，约在某茶餐厅见面，见面聊了几句以后，甲的手机响了时声称电量不足自动关机了。于是借某乙的手机打电话，甲接过乙的手机同时声称同有涉及个人私事装着走开了，趁乙不注意之时某甲逃走了，这种行为不能认为是诈骗，只能认为是盗窃罪，因为乙虽然受骗了但他没有因此而产生将手机转移给甲支配和控制的处分行为意思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已将手机递给甲支配和控制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思，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乙仍然是手机的实际支配和控制者，即甲没有占有手机，甲取得手机的支配和控制完全是后来的盗窃行为所致。如果说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则意味着甲接到手机时便成立诈骗既遂。即使甲打完电话后将手机还给乙，还属于诈骗既遂后的返还行为，这恐怕说不过去。
其次，处分行为并不要求受骗者将财物的所有权处分给行为人，所以不要求受骗者具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所以，即使不是财产的所有人也完全可能因为认识错误等原因而处分财产。
再次，在受害人与被害人为同一人的情况下，受害人只能处分自己占有的财产，而不可能处分自己没有占有的财产，至于受害人是否对该财产有所有权，都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比方说，A进入车厢后，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有一个钱包，于是问身边的B：“这是你的钱包吗?”尽管不是B的，但B却说：“是的，谢了。”
于是A将钱包递给了B，由于A并没有占有钱包的行为意思，所以他不可能处分该钱包，故B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只能视钱包的性质认定为侵占罪或盗窃罪。
最后，在受害人和被害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只要受害人事实上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对方的行为也成立诈骗罪，一方面，受害人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就不能认定其转移财产的行为属于诈骗的处分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受害人没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行为人的行为便完全符合盗窃罪（间接正犯）的特征，显然，受害人是否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与地位，成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一个关键，至于受害人事实上是否具有这种权限或地位，应通过考察受害人是否是被害者财物的辅助占有者，受害人转移财物的行为是否得到社会观念的认可，受害人是否经常为被害人转移财产等因素做出判断。
联系号码：15986484329
电子邮箱：say816@163.com
国家体改委、劳动部
国家体改委、劳动部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
国家体改委、劳动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外开放发展很快，开放范围不断扩大，初步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据不完全统计，到今年九月末，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已达六点九万户，实际开业三万户，外商
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已近三百万人。
近几年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会保障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许多省市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参加了劳动部门组织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其中河北、山西、辽宁、江西、福建等省参加统筹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已达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二是广东、海南、深圳等省市初步建立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在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各类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实行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理。三是一九八六年上海市人大通过地方性法规，委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养老保险
。四是一些省市的外商投资企业为其中方职工买了养老、医疗等项保险。以上这些做法，对于保障中方职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全，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和进一步吸引外资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应当指出，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地方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尚没有为其中方职工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措施，部分中方职工得不到基本保障的问题继续存在，这方面的纠纷时有发生；一些中方职工虽然得到了养老保障，但
其医疗、工伤、待业等方面的保障问题仍无着落；少数外商投资企业对其中方职工不仅没有提供任何社会保障措施，甚至过分延长劳动时间、恶化劳动条件，中方职工得不到基本的劳动保护，严重损害了身心健康。为了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障工作，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障工作。这不仅对保障中方职工合法权益有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进一步对外开放条件下，对于吸引境外投资、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这个问题作为
一件大事来抓，要有一名政府负责同志亲自过问这方面的工作，并在近期进行一次检查，搞得好的要认真总结经验，尽快推广；存在问题较多的地方要及时纠正。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二、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切实解决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一九八○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全国人大、国务院先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中，对中方职工的社
会保障问题作了原则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已经初步建立中方职工社会保障措施的地方，要进一步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保障办法；还没有采取保障措施的地方，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和实施细则，有效地保障中方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发挥各级工会组织的作用，使之积极参与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各级工会组织应主动了解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会保障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参与监督有关政策规定的贯彻实施。各级人民政府应认真研究并及时解决工会反映的问题；
在研究有关政策时，要吸收同级工会参加，听取工会意见。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工会组织可以对有关中方职工社会保障的问题提出建议，并与企业行政方面协商处理。
四、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会保障工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向是对各类企业职工实行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提高社会化程度。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制定本地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
会保障细则时，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注意与社会保障改革总体目标相衔接。
1992年12月30日
梅州市五华县 中兴中学 李国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与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因彼此之间在犯罪中采取的欺骗手段给司法工作人员造成的迷惑，看似都构成了诈骗罪，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一般来说盗窃罪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上市有明显区别的，本文就如何区分司法实践中盗窃罪与诈骗罪二者之间的界限试作分析和论述。
盗窃 诈骗
在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中，并非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从而取得了财产就成立诈骗罪，因为盗窃犯也可能实施了欺骗行为，如甲打电话给乙，以乙的亲属发生事故而故意将乙骗出家，甲趁机进入乙家进行窃取财物。虽然甲实施了欺骗行为，但乙没有因为受骗而产生成分财产的认识错误，更没有基于认识错误成分财产，只是由于外出为甲的盗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甲以此而取走的财物只能以盗窃论处。也并非只要行为人使于欺骗等手段导致对方财产“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就构成诈骗罪。因为，盗窃罪也有间接正犯，盗窃犯完全可能使用欺骗手段利用不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人取得财产，比如，洗衣店经理A发现B家的走廊上晾着衣服，于是就欺骗本店的员工C说“B要洗衣服，但没有时间来拿，你去帮B把衣服拿过来洗吧”，C信于为真，取来了衣服给A，A将衣服占为己有。C虽然是受骗了，可他只是A盗窃B衣服的工具罢了，并不具有将B的衣服处分给A占有的权限或地位，因此，A成立的是盗窃罪（间接正犯）。
故此可以看出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别关键在于；受欺骗者是否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交付）财产，受骗者虽然产生了认识错误，但倘若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地位时，其帮助转移财产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行为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构成诈骗罪，所以，处分行为的有和无，划定了诈骗与盗窃的界限，被害人处分财产时是诈骗罪而不是盗窃罪。被害人没有处分财产时即行为人夺取财产时是盗窃罪。诈骗罪与盗窃罪处于这样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不存在同一行为同时成立诈骗罪与盗窃罪，二者处于观念竞合关系的情况，因此正确理解和认识定“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之处。
首先，诈骗的受骗者其吃饭行为必须是基于认识错误，而认识错误的产生或维持是由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处分行为意味着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人占有，即行为人或第三者事实上支配财产，至于受骗者是否已经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人占有，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判断，即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的一般观念是否认为受骗者已经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支配或控制的意思，譬如，A假装在商店购买西服，售货员B让其试西服，A穿上西服后声称去照镜子，待B去照顾其他顾客时，A趁机溜走，A此时不成立诈骗罪，而成立盗窃罪。因为尽管B受了骗，但没有因为受骗而将西服转移给A占有的处分行为与处分的意思表示。
如果换种方式说：A穿上西服后对B说：“我买西服需征得我的丈夫的同意后，我将我的工作证押在这里，如果我的丈夫同意我改天来交钱，如不同意我将返还西服”。B同意了A得要求，但A的工作证是假冒的，以后不见A回来还钱拿回证件，那么此时的A则应认作诈骗罪。因为，B答应了A穿衣回去实际上已经将西服转移给A支配与控制，这种成分行为又是基于受骗所致，所以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基于同样的理由，当今社会常见的以借打手机为名的案子，实际上也应该认为盗窃而不是诈骗，例如，甲与乙通过网上聊天后，约在某茶餐厅见面，见面聊了几句以后，甲的手机响了时声称电量不足自动关机了。于是借某乙的手机打电话，甲接过乙的手机同时声称同有涉及个人私事装着走开了，趁乙不注意之时某甲逃走了，这种行为不能认为是诈骗，只能认为是盗窃罪，因为乙虽然受骗了但他没有因此而产生将手机转移给甲支配和控制的处分行为意思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已将手机递给甲支配和控制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思，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乙仍然是手机的实际支配和控制者，即甲没有占有手机，甲取得手机的支配和控制完全是后来的盗窃行为所致。如果说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则意味着甲接到手机时便成立诈骗既遂。即使甲打完电话后将手机还给乙，还属于诈骗既遂后的返还行为，这恐怕说不过去。
其次，处分行为并不要求受骗者将财物的所有权处分给行为人，所以不要求受骗者具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所以，即使不是财产的所有人也完全可能因为认识错误等原因而处分财产。
再次，在受害人与被害人为同一人的情况下，受害人只能处分自己占有的财产，而不可能处分自己没有占有的财产，至于受害人是否对该财产有所有权，都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比方说，A进入车厢后，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有一个钱包，于是问身边的B：“这是你的钱包吗?”尽管不是B的，但B却说：“是的，谢了。”
于是A将钱包递给了B，由于A并没有占有钱包的行为意思，所以他不可能处分该钱包，故B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只能视钱包的性质认定为侵占罪或盗窃罪。
最后，在受害人和被害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只要受害人事实上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对方的行为也成立诈骗罪，一方面，受害人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就不能认定其转移财产的行为属于诈骗的处分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受害人没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行为人的行为便完全符合盗窃罪（间接正犯）的特征，显然，受害人是否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与地位，成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一个关键，至于受害人事实上是否具有这种权限或地位，应通过考察受害人是否是被害者财物的辅助占有者，受害人转移财物的行为是否得到社会观念的认可，受害人是否经常为被害人转移财产等因素做出判断。
联系号码：15986484329
电子邮箱：say816@163.com
国家体改委、劳动部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
国家体改委、劳动部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
国家体改委、劳动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外开放发展很快，开放范围不断扩大，初步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据不完全统计，到今年九月末，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已达六点九万户，实际开业三万户，外商
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已近三百万人。
近几年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会保障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许多省市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参加了劳动部门组织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其中河北、山西、辽宁、江西、福建等省参加统筹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已达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二是广东、海南、深圳等省市初步建立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在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各类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实行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理。三是一九八六年上海市人大通过地方性法规，委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养老保险
。四是一些省市的外商投资企业为其中方职工买了养老、医疗等项保险。以上这些做法，对于保障中方职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全，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和进一步吸引外资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应当指出，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地方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尚没有为其中方职工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措施，部分中方职工得不到基本保障的问题继续存在，这方面的纠纷时有发生；一些中方职工虽然得到了养老保障，但
其医疗、工伤、待业等方面的保障问题仍无着落；少数外商投资企业对其中方职工不仅没有提供任何社会保障措施，甚至过分延长劳动时间、恶化劳动条件，中方职工得不到基本的劳动保护，严重损害了身心健康。为了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障工作，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障工作。这不仅对保障中方职工合法权益有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进一步对外开放条件下，对于吸引境外投资、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这个问题作为
一件大事来抓，要有一名政府负责同志亲自过问这方面的工作，并在近期进行一次检查，搞得好的要认真总结经验，尽快推广；存在问题较多的地方要及时纠正。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二、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切实解决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一九八○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全国人大、国务院先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中，对中方职工的社
会保障问题作了原则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已经初步建立中方职工社会保障措施的地方，要进一步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保障办法；还没有采取保障措施的地方，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和实施细则，有效地保障中方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发挥各级工会组织的作用，使之积极参与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各级工会组织应主动了解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会保障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参与监督有关政策规定的贯彻实施。各级人民政府应认真研究并及时解决工会反映的问题；
在研究有关政策时，要吸收同级工会参加，听取工会意见。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工会组织可以对有关中方职工社会保障的问题提出建议，并与企业行政方面协商处理。
四、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会保障工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向是对各类企业职工实行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提高社会化程度。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制定本地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社
会保障细则时，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注意与社会保障改革总体目标相衔接。
1992年12月30日
